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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反对奕訢与朝廷添设天文算学馆的计划,主要理由是两个方面。
一、坚持“夷夏之防”。倭仁最不能容忍的是“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②。这里所说“诵习诗书者”,是泛指读中国圣贤之书的士子,自然包括天文算学馆准备招考的那些科甲正途人员。倭仁认为,“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在倭仁看来,读圣贤书的中国士子,乃系维持圣道人心的砥柱,是维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的民族精英。让他们去奉夷人为师,“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④。倭仁强调,夷人是我们的仇人,“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能一日忘此仇耻哉?”⑤他还指出,“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死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知不另有诡谋?”⑥倭氏说:“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⑦
显然,倭仁坚持认为,夷与中国不能并容,夷夏之防不可破。以正途学士奉夷人为师,将使本可赖以维系中国圣道人心的砥柱之人才,反为夷人所用,为害中国,这岂不是助夷人以亡我之国,亡我之种,亡我之教?这是他强烈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延西人教习正途士子最基本的原因。
二、他坚持认为,立国之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所上反对奕訢的第一折就在这一点上立论。他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应该说倭仁这段话是有几分道理的。奕訢误以为,“举凡推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⑧。这话是不对的。任何国家,欲求强盛,首先须有一种较好的制度,使人民皆得其所。从而上下齐心,各尽其力,国家始能强盛。只是,倭仁不懂得政治制度为何事,依然尊奉古圣先贤的礼义人心的说教,不足为训。他所说的礼义,即是围绕君权专制的,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一套纲常名教;他所说的人心是与前者密切相关的道德规范,诸如忠、孝、仁、义、廉、耻之类。值得注意的是,倭仁把传统士大夫的本末观推至极端。照经典的说法,本末之论是强调重本轻末,本与末是轻与重之分,并非只要本,不要末。但倭仁却明确地反对向西人学习其技艺之长。他说:“天文算学,止为末艺,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⑨如此说来,兴办天文算学馆,本属多此一举。而又招收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更是大谬误国。
倭仁的立场和思想主张,是洋务运动时期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以“夷夏之防”为理由,拒斥西方文化,这是封闭主义的文化心态。在1850年代之初,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在1860年代之初,冯桂芬倡“采西学”,并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些主张,显然已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而到了1867年,倭仁却以“夷夏之防”为理由,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尤其反对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习,奉夷人为师。他比魏源、冯桂芬倒退了一大步。须知,当时洋务运动刚刚兴起,中国人都还不曾认识到西方的政教制度之善。人们还只能从西方国家强大的一些最表面的东西上看到值得学习仿效的地方。这是非常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一个认识阶段。所以,在当时,开创洋务的那些人,就代表了那时的进步趋向。倭仁反对洋务派官员兴办的事业,就是反对中国朝向进步的方向走。可以说,他是鸦片战争后,沿海口岸开放以来,统治集团上层中,第一个系统表述保守主义思想主张的人。
倭仁的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特点,他仍以“天朝上国,惟我独尊”的心态,对待外国人。在他心目中,西方人与中国历来所遇的蛮夷没有区别,不承认他们的文化有任何可取之处。他认为,西人所传之教不是正当的宗教,视彼教为“邪氛”。他认定,西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他不加分别地视西人皆“吾仇也”。这与中国古代士大夫对待周边经常侵扰我国的游牧民族的态度完全一致。
①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第174-1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②倭仁:《奏陈奉夷为师之害并述自强之道仍须以礼义为本》, (同治朝)卷四十八,第11页.
③倭仁:《奏陈学习西洋天文数学为益甚微延西人教习正途学士为害甚大》,同上,卷四十七,第24-25页.
④倭仁:《奏陈奉夷为师之害并述自强之道仍须以礼义为本》,同上,卷四十八,第11页.
⑤倭仁:《奏陈学习西洋天文数学为益甚微延西人教习正途学士为害甚大》,同上,卷四十七,第24页.
⑥倭仁:《奏陈奉夷为师之害并述自强之到仍须以礼义为本》,同上,卷四十八,第11页.
⑦倭仁:《奏陈学习西洋天文数学为益甚微延西人教习正途学士为害甚大》,同上,卷四十七,第25页.
⑧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第4页.
⑨倭仁:《奏陈立国之道以礼义人心为本天文算学止为末艺》,同上,卷四十八,第19页.
倭仁的保守主义的第二个特点,他以为天下只有孔孟之学为“正学”,可为治国大道。倭仁说:“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①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强之道仍须以圣贤之礼义为本。读圣贤之书者,方可成“忠信之人”、“礼义之士”。此等守忠信,秉礼义之士,方能“伸正气”,“除邪氛”,“维持人心”,“平治天下”。可以说,在倭仁的心目中,除中国之圣贤孔孟学说以外,无所谓学问。西人“一艺之末”,何足道?
从以上两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倭仁以为,中国之外没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孔孟学说之外没有高等的学问。这就是洋务运动时期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征。但应该看到,像倭仁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在当时决不是个别的例外,相反,他反映了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状况。徐一士在《倭仁与总署同文馆》一文中说:“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设同文馆(按,当指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事———引者),士大夫多守旧,以‘用夷变夏’非议者甚众。倭仁以大学士为帝师,负众望,反对尤力。虽迕旨,而一时清议极推服之。”②接着,他引了《翁同龢日记》中多条记载,以实其说。翁氏《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记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③同月二十四日又记道,针对同文馆,“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④。所反映的都是一般民众,从“夷夏之防”的观念出发,而对同文馆招收正途士子的做法表示义愤。其思想的心理基础与倭仁可谓同出一辙。徐氏复引李慈铭的日记,记载李氏见到朝廷驳斥杨廷熙关于同文馆事所上的奏折,并责令倭仁假满即到总理衙门上任的上谕后,所写:“草土臣慈铭曰:当咸丰末之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慈私谓其非礼,宜以理藩院并辖,而添设侍郎一人,以恭邸总理之,不宜别立司署。尝为一二当事者言之而不听也。……至今年开同文馆(按,应是指添设天文算学馆———引者)以前太仆卿徐继?为提调官,而选翰林及部员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学习行走。则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按,李氏当时丁忧在籍,不甚明了情况。实则,因倭仁等保守势力的影响,报名参考者并不多———引者)。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李氏还责备杨廷熙的奏折说得不够到位,未能“深切著明”地指陈“西法之不足用,夷心之不可启,国制之不可不存,邪教之不可不绝”⑤。李氏当时尚未成进士,但其学问已渐为人知。他的思想见解,可反映出一般读书人的态度。据《郭嵩焘日记》载,自倭仁、张盛藻与总理衙门为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人员事发生争论以后,“湖南京官会议,有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⑥。这也可反映出一般官场上的态度。 总之,就总理衙门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习一事,倭仁以“夷夏之防”和“立国之本末”为理由所进行的抗争,是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的,说明在当时,排斥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是很有社会基础的。正因此,中国近代文化的萌蘖期,对待外来文化,只能从借鉴西方一些最表浅的层面开始,即只限于引介器艺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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