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子女要在宁波入学，必须办理十个证明：包括家长双方的身份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原籍户口本、子女无监护人证明、劳动合同、无行政拘留以上的违法行为记录等证明。据介绍，2000年以来，宁波市外来人员子女以平均每年两万余人的速度迅速增长，若全盘接收将导致宁波市财政支出大大增加。（《法制日报》6月25日）

　　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宁波的民营经济又是浙江较为活跃的，这导致外地来宁波打工者必然与日俱增。当打工者携家带口来到宁波后，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显然是宁波市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不仅宁波市必须解决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所有有外来工的城市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一座城市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外来工参与。有关部门倘若只允许外来工来本地打工，而丝毫不关心外来工子女的教育，或以外来工子女增加本地经济负担或财政支出，甚至为外来工子女的教育设置重重门槛，必然会损害外来工在本城市工作的积极性。这种有目的的选择性设置障碍，也必然妨碍本地区长远的经济发展。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一方面享受着外来工创造的巨额财富，一方面又对其享受平等权利设置障碍。否则，显然不符合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甚至是多次分配的公平性原则。

　　在解决好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不妨借鉴苏州经验。据《南方都市报》6月22日报道，苏州拥有300多万外来工。2006年，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王荣批示，要求“严格民工子弟学校的规范管理，多元化投入，保障外来工子女最基本的义务教育条件，逐步完善，逐步提高”。2006年9月1日,苏州市16万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全部报到上学。2008年10月，苏州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人口子女学生已超过24.1万人，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65.2万人的37％。

　　可以看到，苏州在解决外来子女教育问题方面是有长远考虑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让当地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工安心工作，全心全意地为苏州建设而戮力同行。而以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为由而为外来子女设置障碍，则是短视行为。

　　据报道，2005年宁波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2.17％，平均到外来人员子女上不足1％。而外来人员对宁波GDP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20％以上。宁波市委党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究竟是节约1％，还是舍弃20％，这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