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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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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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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不会低于以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除了直接冲击次贷证券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外，次贷危机造成的悲观预期、国内银行惜贷、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困难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情况，可能在未来给我国带来负面影响。
他建议，为应对危机，我国应实施更为积极的扩大内需政策；以积极稳健姿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次贷危机冲击
大于亚洲金融风暴
记者：金融危机影响已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您认为金融危机还将如何演绎，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巴曙松：从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以雷曼倒闭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次贷危机在美国正进入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阶段，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已成定局。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在迅速凸显。目前评估，其冲击程度不会低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为应对此次危机，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政策，强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1998年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
目前，在评估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时，我们可能普遍存在低估。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美国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对经济调整反应较为迅速，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调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渠道，除了通常关注的金融机构投资次贷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损失外，还有国际贸易渠道，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中国出口的迅速下降及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可能逆转也将对我国经济带来冲击。伴随全球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部分跨国企业的母国总部经营出现困难，或将调回资本。
随着“去杠杆化”的推进以及金融市场的调整，国际商品市场大幅波动，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加剧，也将给我国制造企业带来剧烈冲击和汇率风险。
而中国银行业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正在主动进行信贷紧缩。全球金融市场大幅调整，又使得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形成了过于悲观的预期。在上述压力下，不少企业选择大幅收缩或停止新的投资。负面的心理预期还使得居民消费放缓，内需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
此外，部分对外部负债依赖程度较高、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倒下，进而使次贷危机的冲击扩大和恶化。
最后，可能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将给我国未来的经济局势带来冲击。
目前，除直接次贷证券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外，上述其他渠道带来的风险开始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有的则可能在未来产生影响。因此，对次贷危机的影响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做好充足的预案。
积极稳健参与
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记者：温家宝总理日前提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您认为应该怎样建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
巴曙松：我国应以积极稳健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不过，从目前格局看，并不存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全面推倒重来的条件，更多还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框架下，对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进行完善。
首先，对直接导致此次危机的场外衍生品加强监管，促进金融机构降低杠杆比率，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其次，客观看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的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减少对这些资金对外投资的限制和歧视。
再次，在参与全球次贷危机应对中，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允许国际机构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建立货币互换或者以国家贷款形式援助发展中国家。
此外，中国可以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地位。还可以重点救援可能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中对于特定产业和资源的整合能力要高于对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整合能力。
最后，可以利用当前全球关注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利氛围，呼吁发起对次贷证券的清算机构，以便更好掌握全球次贷市场的演变趋势，改进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短期应严防经济过快回落
记者：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有哪些施展空间?
巴曙松：如果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话，应对的力度就不应低于当时采取的政策，特别是在利率政策、准备金率政策等方面。不过，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滑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为关键的是启动财政政策，以及推进结构改革政策。
首先，从短期角度看，应当重点防止宏观经济过快回落。从经受冲击最大的外贸外需行业看，要妥善处理好促进转型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关系；应及早加强对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特别是保证部分流动性相对紧张的中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
其次，从全面应对次贷危机、促进内需扩大和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应当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应对危机：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政策主线之一；激发企业活力，改革基础产业和一些准入门槛较高的行业模式，放松准入，以吸引和鼓励民间投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考虑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进入限制；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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