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布斯》亚洲版公布了“中国40富豪榜”。在富豪榜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26岁的杨惠妍女士以160亿美元的资产，荣居中国首富之位。翻阅这几天的报刊发觉，人们讨论的焦点大多是，其父如何通过房地产打造财富帝国、生活如何低调、何时将资产全部转移给女儿，等等，却忽视了事件背后的一个重大问题：财富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大批资产过亿的富人随着年龄增长，正在面临如何将自己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财富史正处在一个节骨眼上，如何保证财富顺利地继承，又能保持财富的持久性，以避免被下一代挥霍殆尽，还能发挥财富应有的社会意义，将是考验中国富人智慧的大难题，也是决定中国经济甚至民族能否真正复兴的重要因素。

在拙著《海外华人的力量》一书中，笔者对自古以来海外华商的财富传承做了分析后发现，即便远涉重洋、移居他国、感受不同的文化氛围，大多华商在财富传承上依然难逃中国传统上所说的“富不过三代”的定律。总结起来，这种现象大致出于三种原因：一是教育下一代意识的淡薄，使财富继承者大多缺少打理财富的能力，加之家族产业管理通常任人唯亲，使财富因下一代管理不善而消失殆尽；二是财富创始者缺乏长远意识，未能提前做好财富继承的合理安排，致使下一代在遗产继承时纷争频繁，最终导致财富在家族内耗中化为乌有；三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负面作用的影响，华商的家族观念一般重于社会责任，很少有财富创始者对财富进行社会层面的思考。采用基金管理、用于慈善以保证世代传承的事例，在整个华商历史上更是少之又少。这些原因同样适用于中国历史上的财富传承过程，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连绵不断，文化从未中断，却没有出现一个哪怕能够传承100年以上，并在当今社会依然显赫的财富家族。

如今，虽然关于财富的各类现代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老一代富人，但人们依然隐约察觉到一个现象：对当今中国财富的下一代而言，财富的“堆积”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消耗过程，而不是财富的进一步集中。这一规律似乎总始于财富创始人的逝去或者“放权”。前段时间，一个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富豪在交棒予第二代的过程中，剔除其他市场因素，其家族上市企业股价平均下跌80%，台湾及新加坡的第二代富豪平均跌幅为40%。

关于财富传承的问题，美国比中国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在《老钱：美国富人的精神起源》一书中，出身贵族的美国著名社会分析家尼尔森-奥尔德里奇谈道，在1895年，拥有巨额财富的美国“老钱”阶层就发展到巅峰了。许多家族习惯于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孩子们，但人们发现，这种平均分割还会随着后代的“离婚和再娶，守寡和再嫁”而再次继承分割，最后，“所有掺杂着爱情和金钱的危险都轻而易举地把遗产分解得支离破碎。”于是，一种财富反思运动兴起了。老一代的富人开始要求孩子们不仅仅需懂得怎样花费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巨额财产，更要有一种“勇气、胆识和忠贞，礼貌、谦恭以及公平竞赛的社会精神。” 渐渐地，这样一个贵族阶层产生了：“有责任感，行为举止值得效仿，拥有一颗博爱之心，而且还有一大批先天遗传或后天培养出的精英来赋予这个阶级文化的凝聚性和社会的兼容性。”

尼尔森在书中满富深情地回忆道，小时候，他走进祖父的书房，亲吻正在休憩中的祖父时，发现在祖父腿边放着两本书：《共产党宣言》和《美国六十大家族》，祖父告诉他：我们家族“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要比所有普通贡献者加起来还要多，也要为这个国家付出巨大的牺牲。”尼尔森最后感叹道：老钱阶层就要让“男男女女的继承人们，心中怀着提升整个国家的信仰，如果不那么做，那将是这个国家的灾难”。看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在美国能有如此多，诸如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声名显赫、能量超凡、代代相传的家族。他们正是美国百年来国力一直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现在，也到了中国富人们反思财富的时候了。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财富传承只是个人或家庭的事情，无关乎他人、社会或国家。事实并非如此，财富传承不仅仅是涉及一个家庭的兴衰，也是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重大课题。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一批财富家族，在生活中作为国民的楷模，在经济上时时帮助国家建设。因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保证中国30年来积累的财富更有效地代代传承，打破中国传统上“富不过三代”的定律，是整个社会对中国富人的期望，更是中华民族持续复兴对中国富人提出的要求。(作者是著名台商、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