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很不幸，“中国禁书”往往成为西方出版商的唯一卖点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白宾（Ben　Blanchard）4月23日为路透社撰写专稿，评述五四运动90年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努力。

文章说，1919年的文学革命之后，中国作家始终未能产生全球性的重要影响。尽管在汉语世界里，也出现过鲁迅这样的著名作家，他像乔治·奥威尔一样，通过尖锐的社会批判，以图改变腐败、落后、被列强掌控的中国。然而直至今日，鲁迅等人的作品在海外仍然鲜有读者。

现代中国文学目前在海外的影响，至多局限于一个小生境，只是偶有亮点，比如莫言的《红高粱》，该书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

中国人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心痛：至今尚无一位中国籍作家赢得此奖。2000年获奖的高行健出生在中国，但获奖时已是法国公民。

跨国出版商企鹅中国公司总经理乔·拉斯比（Jo　Lusby）承认，对介绍当代中国作家到西方一事感到灰心丧气：“中国作家是在为中国读者写作，写的也是中国。有些书我也想带出中国，可我认为，对西方读者来说，需要太多的背景知识，才能像中国读者读它们时一样感到享受。”

拉斯比说，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翻译。

作家冯骥才也认为，与五四后许多人从事西方文学中译相比，“几乎没有西方人翻译中国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是重要的，但未能如此的过错不在中国人身上。”一头怒发的冯对路透社说，“不能是中国人来为西方人译书，得西方人自己来译。”

文章指出，西方读者往往对那些被贴上“禁书”标签的中国文学作品更感兴趣。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说：“西方人对被禁的中国图书感兴趣，哪怕这些书根本不是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感到好奇。所以中国作家有时写作只是为了制造轰动，然后让书被禁，以此吸引外国人。”

拉斯比女士说，能多讲些英语的中国作家十分稀见，往往很难安排他们到海外旅行促销，出版商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吸引读者。“通常，‘中国禁书’是出版商能够使用的唯一卖点。”她说。

有些作家则担心，西方过度地炒作“禁书”概念，反过来也会令一些中国作家在写作时更加畏首畏尾，不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因此销蚀了立意构建有创意的现代作品的努力，并直接伤害到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