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的舆论讨论起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曼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应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他认为，美国总统参选人谈到外交政策都只想到“9·11”恐怖分子攻击事件及伊拉克战争，其实下届美国总统在外交上最重要的问题是远东而非近东，必须思考如何和中国打交道。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强调，美国必须思考中国经济崛起所造成的效应及因应之道。

又如《德国之声》在最近的一篇题为《与中国打交道不能单枪匹马》的报道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在迅猛发展，中国人的自信也与日俱增，同时也更不愿容忍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更是如此。在与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打交道时，就意味着，单枪匹马是无法达到目的的，首先应该争取欧洲的盟友。只要欧洲国家之间仍然相互勾心斗角，北京就可以一如既往，对欧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策略。

从19世纪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当时的列强就开始与中国交往，对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也就没有间断过。近200年的与中国交往及由此引发的思考，近来有了一个明显的换位，那就是从“中国应该怎么样与我们打交道”，变成了“我们应该怎样与中国打交道”。

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先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中国市场向全世界开放，理由是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所以对中国也有利，虽然实际上是伤害了中国经济，但当时的中国无力让西方换位思考。

海约翰家族和中国的渊源并没有就此结束，100多年后，海约翰的曾外孙史托尔·西敏顿(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到中国旅游，深感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敬畏。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孙子们，告诉他们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都得学会和中国交往，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语言，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国。民间的这种“中国应该如何与我们打交道”，到“我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转变，是政界类似转变的基础。

应该说，这种转变对西方政界来说， 并非轻易完成的，而是在惯性的“中国应当如何与我们打交道”的思维碰壁之后，才开始思考“我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

如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一直以“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来要求中国作出改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逆差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在伊朗问题上，要求中国配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向伊朗施加压力，这是“中国应当如何与我们打交道的问题”。欧洲国家也向中国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比如要求中国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某些西方国家政治人物，还会见达赖，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这都是“中国应如何与我们打交道”思维下的习惯性做法。这些做法先后碰壁，有些国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带来了心理上的震动。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学习换位思考。

日本首相福田来到中国后，一句“福到了”，显示出其从中国角度想问题的立场；英国首相布朗在来中国之际，侃侃而谈的是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前所未有。在我们“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思维下，类似政治人物的举动日后会更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在西方国际权力政治里，可见的往往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所谓“弱者不能赢得尊重”。这就如《德国之声》所言，西方之所以开始换位思考与中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的力量变化了。(龙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