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地处湘中北沿，古有五驿道交汇于此，陆上交通十分便利。湘江自城东南贯入，至陶公山遇阻而婉延北去，正好形成一大鱼钩形，城区恰处其钩背。陶公山下，水淘沙走，成一深潭，加上江岸遮挡，舶船可免遭江风肆掠，故自古此处码头林立，到清末，湘潭沿岸码头已达50余座。 五口通商前，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外贸口岸。湘潭由于其突显的地理位置与交通运输条件，自然成为它内陆货物的转运港口。涟、涓二水于其附近汇入湘江，更便网络附近各县货物。北出洞庭，沟通长江，南通衡、永，出广西入漓江，经梧州可达广州，或走耒水经郴州由陆路过南风岭而入广州。据记载，湘潭商业鼎盛之时，南风岭下挑夫常年聚十万之众。

　　古代贸易，多依江河之便，仗水运之利，循水而作利市。

　　唐天宝八年（公元 749年），湘潭设县治于洛口（今易俗河），于是，自宋家桥至大埠桥一带列市行商，至宋，县治移于当时之市肆区（今市区城正街），而市肆则由大埠桥沿江而上，依水列肆，不断扩展，到清末已达求子桥，绵延十余里。时自九总至十八总，街分三列，即河、正、后三街，鳞次栉比，店铺4500余户，四乡货物皆聚于此，尤以米、药为甚。时称洛口为“百谷总集之区”，年交易约400万石，更有“药不到湘潭不齐”之说，年销售额约白银800 万两，故湘潭成为全国当时闻名的四大米市与四大药都之一。

　　得天独厚的商业条件自然招揽了来自各地的商人。时湘潭商人多来自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及北五省（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甘肃）等，他们与本省商人合为七帮，各帮专营不一，各有所长。临江商擅药材，吉安商专钱庄，建昌商市锡箔，江苏商营绸布，江南（包括江苏、安徽、浙北）商长酒酱，山西商作票汇，四川商业丹漆，北五省而裘褐、汾酒、关角、潞参等，广东商为银朱、葵扇、槟榔等。各帮均设会馆，时以江西帮所设最多（13所）也最壮观，每馆有会董，会董一般捐五品顶戴，与官场周旋以荫会众。据民国年间有关资料显示，清咸丰同治年间，湘潭日盈利达四、五百万钱，而钱庄年汇兑以白银千万两计。及至民国年间，其年贸易额仍有白银约6500万两之巨。故清人容闳于《西学东渐记》中曾这样说：“湘潭亦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内地。又非进口货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致湘潭与广州商务异常繁盛。”

　　正因为湘潭当时商业繁荣，民间富庶，故素有“金湘潭”之称。但由于鸦片战争后，我国大开商埠，内河航运亦开，加上现代铁路的兴建，陆路运输逐渐发展起来，湘潭作为货运中心的地位便逐渐下降，经济也日渐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