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人猿相揖别”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又是从打击、磨制石头开始的，这样就揭开了人类历史第一页，进入了石器进代。毛泽东把这划时代的历史进程，用诗人的眼光写入了他的《咏史·贺新郎》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现在就从“小儿时节”——湘潭先民的童年时代说起。

　　今天的湘潭,土地面积5014. 96平方公里。它处于湖南中部偏东，湘江从境内流过，涟水、涓水两大支流犹如叶脉状分布于境内，它们就是哺育我们一万年、十万年，以至百万年的母亲河。从地形地貌来看，这片土地属于湘江下游，洞庭湖尾闾地区，沉积物发育良好，是一块梯状阶地十分发育、层次分明的河谷地带，南有衡山山脉,西有雪峰山脉的余脉蜿蜒入境。著名的韶峰，就是雪峰山的余脉，而湘潭的仙女峰（《南岳志》称为碧岫峰）则是衡山的七十一峰，峰下曾有碧山由寺，至今峰下的村子仍名碧岫村；在湘潭境内南岳所属七十二峰中还有屏障峰，位于石坝乡与花桥乡交界处，当地人称之为天马山；在天马山西两公里处又有一峰称日华峰，当地人称日华山 ，并赞之为“日照九州，华光万里”；此外在湘潭与湘乡（今双峰）交界处还有灵应峰，为昌山主峰，当地人称为锦鳌峰。在湘乡境内则为雪峰山余脉，以褒忠山最著名。全境几十万年来一直地壳稳定，气候宜人，无酷暑严冬，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林木茂盛，野果遍布，飞禽走兽群集于此，河水滔滔，溪流潺潺，为古人类蕃衍生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现已知的元谋人有170万年历史了。长阳人也有5—10万年历史。而在境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为2002年八月发现于湘乡牛形山的网状红土中的砍砸器。距今至少有20万年。它是已知的湘江流域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周边还存在较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迟于牛形山的砍砸器。如湘潭县三门（今属株洲县）六斗坪就有一外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一万年以上，它处于湘江左岸的三级阶地上，已采集到打制的刮削器，是用石砂岩打制而成的。这个古人类遗址说明，远在一万年前湘潭先民就已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狩猎仍是主要的生活物资来源之一。先民们为避湘江洪水，选择阶地居住，过着穴居、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上古穴居而野处”（《周易·第辞》），就是这个时期的写照。

　　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代表是大溪文化，它距今已有6500—7000年左右。湘潭是大溪文化较集中的地方，它拥有老虎坑（湘潭县荆州乡全棋村）、堆子山（湘潭县锦石乡太阳村）、岱子坪早期（湘乡市龙潭乡童石村）三大遗址，被称为湘中大溪文化的四大遗址的一部分。四大遗址，湘潭占其三。在这些遗址中陶器残片中有夹砂红陶、夹砂黑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显然，陶器制作时的夹砂，是避免烧制过程 中开裂而加入的，说明制陶技术有所提高。从陶器的器形看，种类繁多，有豆、壶、杯、碗、甑、罐、鼎，这些陶器均为日用器具，其中不乏炊具如甑、鼎等，证明人们当时已熟练地用火进行烹煮，脱离了茹毛饮血的阶段。特别是陶片地的纹饰有弦纹、篦 点纹、绳纹、篮纹以及刻划纹，前几种纹饰均为已有物品在器物泥坯上压制而成的。而刻划纹则是在制作中以竹片或树枝、石片、骨片在泥坯上刻划而成，是先民们有意褒的记录某一特定事项的，它常被看作记事的标识，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是一种原始的文字模式。

　　新石器时期稍晚一点的，称为屈家岭文化，它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湘潭县境内有锦石乡苍场村的堆子岭遗址，荆州乡新福村的茅柴山遗址。雁坪乡羊鹿村的塘湾遗址，碧泉乡桂花村的左家山遗址，龙口乡董家坪村的韩家坳遗址，花石镇超上村的白竹湾遗址，留田乡桐 梓村的桐 梓坪遗址，石鼓乡万家村青州坪遗址，石鼓乡海云村马颈坳遗址，河口乡双板桥村的老树山遗址。湘乡境内的龙潭村岱子坪遗址的二三期，石柱乡石柱村的团鱼山遗址，石柱乡石头铺村的状元洲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以岱子坪遗址最大，约1.8万平方米，其次为青州坪遗址和马颈坳遗址，分别为7500平方米和6000平方米左右。

　　在这些遗址中岱子坪和马颈坪遗址为一大型居落遗址，从仅发掘的347平方米来看，清理出墓葬97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鼎、规 、盆、碗、钵、簋 、豆、杯、盂、罐、壶、甑等；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镟等，此外还有玉簪、陶纺轮。其遗址还存在一些灰坑，坑中除草木灰、炭潭渣外还有兽骨。其它遗址也曾出土石刀、石矛、陶釜及陶窑。

　　从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这两千年左右看，都属于父系氏族时期直至原始社会崩溃时期。这些文化遗存大多在涟水、涓水流域的溪流边。同时还有一个 迹象表明，先民们是从东往西推进的，逐步推向涟涓二水上游。岱子坪遗址仅发掘347平方米就发现97座墓葬，其中不乏二次葬及众多的随葬品，最多一座墓坑就有48件随葬品。随葬品如此丰富，正是父系氏族晚期的表现。在岱子坪遗址中因发掘面积不足遗址的2％，据推断这里应有房屋遗址存在。

　　从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看，既有了有利石镟，无疑这是狩猎工具，弓箭的出现，是先民们的一大发明，它提高狩猎的效率。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文明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石锄的出现则是农耕文化发展的标志。所谓“刀耕”其实最早就是用石刀、石铲进行的，后来的石犁、石锄只不过是将它们绑上了木柄而已。农业的出现，定居就成为可能。石斧、石凿的出现，说明木材加工的存在，砍伐较小的林木作薪炭用或作为工具，或用以作早期的房屋，所谓“架木为巢”的材料。纺 轮的出现，证实了原始纺织的出现，人们可以缝制兽皮、编织遮体掩羞的织物了。众多的釜、甑、鼎的出现，说明熟食已经从单纯的烧烤进化到了蒸、煮。有陶器必有陶窑，韩家坳遗址的陶窑是一个代表。

　　以岱子坪为代表的 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出土，说明湘潭远古先民已步履蹒跚的走出“小儿时节”，向着文明时期进发。而它又十分具有某些独特的内涵，是可成为一种具有湘潭特色的文化遗存代表。除了这 些文物遗址外，湘潭境内的居民在农村山野常可捡拾到一种民间称为“雷公錾子”的东西，用来荐房梁、避邪魔。“雷公錾子”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在雷鸣电闪之时、山洪冲刷之际，、露现于原野之上或山坳之中。新石器时代并非遥远神秘的时代，而是人们把石头经过打击、磨过，作为工具使用的一个历史时代。湘潭的人类祖先已经由此从蒙昧开始走向文明,走向近代化,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坚定步伐。今天的湘潭人更要奋发向上,为湘潭的美好明天而好好生活。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湘潭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并与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脉络近相一致。湘潭地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的梁天监年间，但辖地不在今湘潭境内。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原湘潭县改名为衡山县，原衡山县改名为湘潭县，才属地相符。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湘潭的地名是在距今约1500年前的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初年，皇室萧退被封为湘潭侯，天监中分阴山县立湘潭县。但当时湘潭的领地则在今湘潭之东南面。唐天宝八年（749年），湘潭地域重新划定，这才是湘潭地名与今地相符的开始，且稳定了1300多年，直到新中国建立初年没有多大改变。但当时县治设在今易俗河。湘潭县治移至今城区之地，具体时间已难确考，学者认为当在北宋中期，即距今已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