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新讲他在海南农垦的两年改革。听着听着，你觉得他就要说这句话了，他果然就说了。

　　在外界看来，既是海南省省委书记卫留成的“红人”，又有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王一新的改革一定易如反掌。这不是事实。

　　海南农垦积弊已久，体制使然。政企、社企分离，十几年前热议的事，在这里依然惊天动地。2007年4月，海南省启动四项重大改革，农垦改制赫然在列。但利益纠缠，无从措手。王一新的使命让他看上去像一枚钉子。他必须像一枚钉子。如果仅仅是钉子，他早已在中途被锤弯。这是一枚会拐弯儿的钉子。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任何的利益。”王对《中国企业家》说。

　　“改革还是要以人为本，尽量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儿。”王又说。

　　百炼钢，又能绕指柔。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如王所说，海南农垦的改革，十几年前他在中海油就已经经历过。但是，这里面仍然有智慧。有委屈。有坚强。在举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个有着强大背景的官员，仍然感到改革如此艰难。

　　在记者面前，王一新会流泪，会真诚地大笑，这让他与通常的官员明显不同。同时他又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极为敏捷，绝无信口开河。他相信中国还是有很多想做事的官员，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承认有时候感到孤独。如同看到他拭泪，一个44岁的男人出现了。这时候，他不是官员，也不是企业家。

　　民生

　　2004年2月，卫留成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省长，同年6月，王一新由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办公厅主任调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3年后，当王一新出现在海南农垦总局局长任上时，人们都说，卫留成的秘书来了。

　　“我没当过卫书记的秘书。”王一新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是显然，他与卫的关系无法否认。据传，卫曾在私下劝王不要到农垦去。

　　“很多人劝我不要去。”王说。在那些劝告者的描述中，海南农垦是个“烂摊子”，“水很深”。王认为，即便它是个烂摊子，也已经触底了，“还能烂到哪儿去？”

　　尽管王一新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看到海南农垦的现状，仍然感到不知从何说起。王让几个部门分别统计农垦职工人数，每次都相差一两万。“完全是农村社会，没有用工的概念。”海南农垦有92个农场，数百个农场中层干部平均年龄五十几岁，严重老化。几个月后，当王一新从省发改委调一个处长到农垦总局时，引起轩然大波。“下面人就说，王局长带人来啦，不信任农垦干部啦。”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刘大卫回忆说。甚至有个副局长四处宣言：农垦的硬把子要掌握在我们农垦人手里。

　　财务状况也混乱不堪。王一新初来，财务处长总是约他请农行领导吃饭，因为海南农垦向农行贷了二十几亿元。王对各个农场的财务做了简单调查，很轻易就发现农场里到处都是账户，上面的现金最少的时候也有十个亿。

　　王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对橡胶的生产和销售进行量化，但数字总无法对上，一年有几百吨橡胶不知所终。那意味着数亿元资产不翼而飞。

　　海南农垦的封闭和混乱来自它计划经济的体制和庞大的规模。那的确是个庞然大物，土地占海南岛的四分之一，管辖105万人（占海南人口八分之一，其中21万在职职工，19万退休职工，65万老百姓）。它既是以橡胶生产、粗加工为主业的企业，又是一个公安、教育、医疗等职能齐全的政府。一直以来，它归农业部直管，干部由海南省委派，经费则来自财政部。王一新被派到这里，是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海南农垦的管理权下放至海南省委省政府并对其进行政企、社企分离的结果。

　　要改革，必要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海南农垦多年来与地方差距越来越大，数十万人仍在饮用地表水、含氟水、苦咸水，电价有的地区高达两元多，工人住房极其简陋，条件差的农场，退休职工看病只能报销3000元。退休职工与教师工资较之地方相差近乎一半。这种情况下，曾主动并入农场的生产队要求退场退地，尤以民风悍的儋州为烈，每年都会引发冲突。

　　王一新决定从民生问题入手。2007年夏，王到任不久，即启动饮水工程、电网改造，2008年已经基本完成，电价降至每度6角，25万人饮水问题解决。同时，修建水泥路1900公里，直通生产队。“农垦总局成立以来修的路都没这一年这么多。”王说。2009年，还将有1500公里水泥路开通。王争取到交通部与海南省政府的支持，3000公里内，每公里二者分别出资10万元和7万元，农垦自筹23万元。

　　农垦职工的住房大多是危房，台风一到，四处搬迁。王与他的班子制定了让每户职工有一套自己的产权房的目标。全垦区19万户职工符合建房条件，2008年开工3万套，竣工14000套。每套房子国家和农垦总局补贴1万多元，住户自筹数万元，可由农垦总局统一为其担保贷款。

　　2008年，经过协商，19万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移交至地方，他们可以享受到最高（海口市）23万元的医保报销额度。垦区医院里住满了病人，以前，很多人有病不敢治疗。

　　“一个住房，一个看病，”王一新说，“这是最核心的两件事，这个不解决，别的都是瞎忽悠。”

　　王的实干有了明显效果。2008年，儋州最后一个要退场的生产队全体表决，结果以52票对2票决定不退场。

　　夺权

　　王一新一定不喜欢这样的小标题。他要做的是消解矛盾而不是相反。尽管他承认农垦的落后，但一再强调，多年来农垦人披荆斩棘，建立产业基地、形成成龙配套的种胶体系，非常不容易。“问题是我们这些年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自我封闭，现在突然让你追赶，这辆破车跑不动了。”

　　王要做的是给这辆“破车”注入动力。动力太强大，车很可能散架。过去两年中，王充分体现了他的耐心、智慧和坚强。

　　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王开始小心地介入财务管理。各农场场长被告知，账上的资金与其闲着，不如集中到农行的现金池里，这样可以得到双倍活期利息，而且随时可以支取。同时，各农场账上仍可留有一定额度。2007年9月，王到任4个月后，归还农行贷款8亿元。听说王还要再还4亿元，农行领导开始请王吃饭。这一年，农垦节省了近2000万元财务费用，次年达到5000万元。各农场根本不会想到取钱，因为它们根本不缺钱。

　　“这只是大体集中。”王说。更严厉的财务集中出现在2008年。

　　2008年大年初八，海南农垦总局400个直管干部被召集至海南某地，封闭开会三天。王需要借此向下传达改革必行的信念。作为外来的和尚，国资委研究中心的王中民被王请来作开场白。“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在海南建省办特区二十周年的时候，在中国大规模国企改革从1998年到2003年基本完成的时候，你们身处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农垦人居然还在讨论要不要分离政府、社会职能，我觉得你们无颜面对大特区。”王中民给在座的场长们带来了多大的刺激可想而知。

　　接着，农垦总局出资1000余万元把场处级、科级干部3000多人分批送到各地院校去培训。王称之为“洗脑子”。王赶到各地去讲第一课，指出农垦所以缺失核心价值观，就是因为领导各想各的事。他提出追求企业、职工利益最大化，反对个人、部门、条块儿、局部利益最大化。“我公开讲，”王对《中国企业家》说，“希望一批人从此能引领改革，次之支持改革，最差的能理解改革，如果理解都做不到，那就只能走人。”

　　最顽固者也感觉到了改革势在必行。曾数次启动又数次停止的橡胶种植家庭承包开始了。按照以往，土地、种苗、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都由农场统一管理，工人每天来割胶，工资计件。农场支付的胶价比市场价格低得多，因此胶水失窃屡禁不止。同时当地农民也有自己的橡胶林，与农场胶林犬牙交错。农垦有900多人的公安局，7000多名联防队员，一年需为此支付两三亿元，但每年仍有两三万吨胶水被盗。承包的阻力主要来自农场上层。一个农场经管科的科长曾对刘大卫说，不搞承包，过年胶工还能买点儿猪肉送过来，以求调调岗位，一搞我们还能管啥？事实上，利益远非一点儿猪肉。按照王一新的说法，农场场长（与橡胶集团基地分公司总经理为一人）就是各块土地上的“王”。农垦总局一些干部对《中国企业家》说，“王”是客气的说法，实际就是“地头蛇”，由于掌管着生产资料的采购、胶水的出售，场长们都有着莫大的私人获利空间。

　　但是承包得到广大胶工的拥护。红明农场的一位方姓胶工和一位符姓胶工2008年承包后均收入18000余元，较之上年增加五六千元。两位胶工强调，这还是在去年下半年胶价大跌的情况下（由每吨近3万元跌至七八千元）。他们最担心承包制会像以前那样寿命不长，希望能够买下胶林。

　　家庭承包大大减轻了保林护胶的压力，胶工的收入由原来占销售收入的20%上升至50%，而管理层可支配的收入则由80%降至50%。为了缓和局面，除橡胶集团拿走12%外，王允许分公司留38%。但是很快，随着财务集中，这38%也将收归集团所有。

　　王把改革与推动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上市结合起来。2008年，承包推行后，王一新开始操作农场与基地公司主辅分离。如果说承包是“夺权”，那么这就是更进一步的“剥夺”。农场场长们只能在自己所兼的场长与分公司总经理之间选择其一。“相对于过去场长经理一人说了算，两边儿现金可以灵活调剂，权力是小了一些。”曾兼任二职的八一总场场长罗永华对《中国企业家》说。尽管场长们有抵触，但主辅分离是国务院的要求，反对不会摆到明面上来。

　　与此同时，海南农垦聘请中信证券、中华财务咨询等中介机构规范财务管理，发现有的农场把公款存入自己的账户，有的财务人员将现金带回家保管。“太粗放了，”王说，“没有办法追究，只能赶紧纠正。”海南农垦一次招入70名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财务专业人员，派驻各个农场做财务部副部长，最终做到了财务上线集中管理，每个农场除上报项目预算获得资金外，账上只允许有40万元现金。由于执行不力，三个农场的财务部长被撤换。

　　2009年，海南农垦继续动荡。92个农场和71个分公司最终将分别被合并为16个。王一新称此为“拆庙”，以达扁平化管理之效。“开始也胆战心惊的。”王说。引起的反应并不如他所想的强烈。“经过一年多改革，干部们的承受能力相对强了一点儿。”“拆庙”的方针是不搞下岗分流，编制简单叠加，干部待遇不变。“我要的不是养人的钱，是养‘庙’的钱，”王说，“‘庙’钱今年最少省掉一个亿以上。”

　　“现在到了这一步，改革往前走不是没困难，但是比往回走要容易。大势所趋。”红明农场场长邹存柏对《中国企业家》说。

　　国务院给海南农垦5年过渡期，王一再说“已经过了一年半”。他还要继续面对集团上市、社会职能移交地方、产业多元化等问题。

　　王的未来

　　2008年底，在海南省的一次会议上，卫留成说，农垦改革太不容易，水太深，王一新是我的老部下，所以我才跟他说你不要不知道轻重、不要不知道死活，但是他太想干事了。

    　　“我根本是不管不顾，”王对《中国企业家》说，“我跟卫书记讲，农垦改革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国务院给5年时间，定死了的，现在过去1年多了。”

    　　“我总记得回良玉副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坐我对面，看着我，说你们下点决心，长点志气，争取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收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王说，“我们这种人还是想干点儿事，还算有点儿良心，总理这么说，你还不玩儿命啊？一年多干这么多事，确实很累，大家也很累。心力交瘁的时候真多，有时候很无奈，但是转瞬间就要调整自己，没办法，还得面对，坚持。我也不是铁人，靠的是意志。就像打仗，一开打，停不下来。农垦水很深，利益集团很多，战斗很激烈，如果不一鼓作气把山头儿拿下来，弄不好就前功尽弃，自己什么都不是。只要打胜了，站在军旗底下怎么说话都行。所以我一点儿都没动摇过。”王眼睛湿润，以手擦拭。

　　王一新认为，现在中央、国务院、海南省委省政府都支持农垦改革，必须抓住机遇。“焦点不会永远对着你，一旦转移，做事就可能事倍功半。”事实上，王的“抓住机遇”可能也包含了卫留成不会一直主政海南的意思。

　　王一新不讳言卫留成在农垦改革上的影响力。“但是我没跟卫书记诉过苦，”王说，“难处我尽量自己协调。动不动找他，一个显得我没本事，一个本来是正常反映，在别人看来就变成告状了。”

　　同样因为要避嫌，王很遗憾自己没能跟农垦干部“打成一片”。“这里人际关系复杂，我不想跟任何一个人走得太近，都是等距离的，跟我有情感交流的人没有，更别说走到我的内心了。”

　　“往前干的时候，有时会有很深的孤独感，甚至不敢想。现在不管不顾了，一往无前。有时候我也问问底下对我怎么看。一个是有意见，改革涉及面太大，同时，又觉得农垦不改也不行，方向也是对的。还有就是他也不是为他自己。我能站住脚就靠这条，在这里我没有自己任何的利益。”

　　“他不到两年时间打开了局面，”刘大卫说，“起码把农垦改革这个盖子撬起来了。如果你自己没有责任心没有能力对自己要求不严，早把你轰出去了。牵扯多少人的利益，断了多少人的财路？”

　　王上大学前没有出过大别山区，自言从小谨小慎微，怕事，不自信。多年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这种性格有意无意地斗争，选择农垦局长一职或许也与此有关。王曾与卫留成开玩笑说，我老是觉得在你羽翼底下生活，靠着你，你有时也觉得我们跟秀才一样。我想证明给自己看，也想证明给你看。“我也给他争光争气，”王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也不能让人家说我是窝囊废，也不能让人说老卫带的人是窝囊废。”

　　多年前，王在创办《中国海洋石油报》时，曾预言自己将在中海油做到办公厅主任，然后会到地方上去。王33岁时预言应验。“后来就模糊了，”王说，“看得就很混沌了。当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得如此清晰。”

　　“我从企业出来，我觉得仕途不是我的一切。我觉得自己的出路比纯粹做官的人多一点。”

　　尽管如此，据海南当地人说，农垦局长里出过数位海南副省长。王一新改革成绩显著，想必也有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