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毫无疑问属于中国的“文化大省”之列，就拿报刊（早期的“报”与“刊”没有严格的区分）来说，广东不仅是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地，而且一度是报刊特别多的省份。在1912年，广州城同时就有20多种日报发行，除了上海，大概没有哪个城市的报纸比广州多。不过，近代广东大多数报纸只存在三几年，甚至一年半载，只有《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从1907年一直办到1938年（抗战后一度复办，旋改名），创下了广东近代报纸“报龄”之最。

　　《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创办人黄景棠，字诏平，出生于马来亚，其父是当地著名侨商黄福。黄景棠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回国参加科举考试，获拔贡功名，经朝考被授予知县官职，后又加捐获道台官衔。他对戊戌维新很同情，变法失败后就绝意仕进，主要在广州商界进行活动，1904年广州商务总会成立时，被选为坐办。他曾参与潮汕铁路的兴建；1906年在粤路公司创办时更是关键人物。他投资开发广州的芳村地区，还提出过修建广州珠江大桥的计划；兴办新式学校和参加慈善活动，他也不甘人后。

　　在清末，广州商业有“七十二行”之称，其实大行业不下百余行，大行下面还分小行，各行各具特色。“七十二行”则成为广州商界的代称，《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就是广州商界的喉舌。该报于1907年8月4日开始发行，当天的报纸有一篇长达数千字的发刊词。发刊词对广东商业的发展以及广东商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充满自豪感，上面说道：“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其民轻巧活泼，好冒险习劳，最合营业之性质，由是观之，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上均占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曰不宜？”
 

　　发刊词还呼吁加强商界的联合，发挥广东商人团体在国际“商战”中的作用；提倡诚信经商以增强广东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号召发展商学以提高广东商人的整体素质；对清政府统治下缺乏经商的法制环境、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官吏对商人的横征暴敛，提出尖锐的批评。发刊词宣称，这份报纸“既有监督商人之责任，亦有监督政府之义务”，最后还表示，要向西方国家的商界学习，“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达到“商业兴而国势振”的目标。

　　近百年前，广州的商人能有这样的觉悟，实在很了不起。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报纸创办的当年冬天，英国借口“清剿海盗”，派军舰闯进西江，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广州商界在发起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中组建了粤商自治会，这是一个商人的政治团体，黄景棠是发起人之一。1908年春，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场外交纠纷。粤商自治会随即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1909年，澳葡当局企图借划界之机扩大控制地盘，同年，日本企图侵占广东海面的东沙岛，粤商自治会在维护领土主权的抗争中也起了领导者的角色。粤商自治会在成立时通过了一个包含了参政要求的章程，此后，城乡居民与外国人发生纠纷，或受到官吏、营勇的欺压，往往就到粤商自治会投诉，而黄景棠等人也常常出头为受欺压者抗争。当时，报纸是一种刚普及的新事物，报纸的“论说”、报道，成为城市居民获得各种信息的主要来源，《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作为广州商界的喉舌，在粤商自治会的各种活动中自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坚持发行几十年，与其创办初期建立的声誉很有关系。

　　粤商自治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引起了官府和守旧士绅的忌恨，有人称它为“杀头会”，1910年清廷发布的一个上谕，对黄景棠等人严加申饬，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之一就是办报。不过，在清末，清朝的专制机器已经很衰弱，朝廷和官府一般都不敢对大城市的商界人士开杀戒，所以，黄景棠等人虽承受很大压力，但生命尚不至有危险；《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言论虽然也经常被干预、封禁，但报纸仍继续出版。民国以后，《广东七十二行商报》越办越“稳健”，基本是“在商言商”，清末粤商自治会领导爱国斗争时期的朝气，在报纸上已再难体现。

　　近代广东战乱频仍，文献资料散失严重，广东先后出版的报刊数以百计，但留存到今天仍比较完整的没有几种。连续出版了30多年的《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目前只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图书馆零零星星地还保存了两三百份，其中只有一份是清末的。幸而该报在创办25周年时出版过一本纪念刊，使我们对这份广州商人报纸的创办情况和社会影响得到稍多的信息。今天，清末民初的《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已经是价格不菲的文物，近日有人在澳门买到几张，每张都要花几百元。去年，在南方日报社的图书资料室发现了三份清末的《广东七十二行商报》，顺德一位先生也发现了一份家藏的，这些消息一时成为多家报纸竞相转载的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