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以其独具特色的商贸文化底蕴，成为中国极负盛名的商埠。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几乎吸纳了所有亚洲、欧洲、美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洋商前来进行贸易。对于清朝宫廷来说，这里也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天子南库”。

　　十三行商人成为皇室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垄断外贸特权是使他们从中国商行崛起的重要原因。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在内与皇室、外与洋人的交往中，也历练了广东商人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以及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献的巨款，换来一个个官衔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曾捐得三品顶戴，成为商捐所得到的最高官阶，由此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还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各种工艺品以及传统文化。十三行将这些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英、美、瑞典等国商人称，欧美各国皆是“不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中国的丝织品市场。1762年，乾隆帝为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欢呼感戴”。

　　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作为令人称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成为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到了近代，国势已衰，十三行商馆也历尽了繁荣与沧桑。由中英贸易冲突而引发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1856年，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历史，国际贸易的中心逐渐被上海、香港所取代。

　　洋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洋行商人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务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1772年，洋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战争期间，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能力，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购买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1842年，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

　　广州行商在为宫廷引进西洋人才方面，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粤，因没有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的法兰西夷馆多日，未曾与商馆行商互通信息。为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定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