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沙大开发的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对南沙在广州建设滨海城市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度不断的提高,用大广州和滨海城市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虎门要塞过去和现在对广州作为历史名城的重要作用巳成为城市规划、历史研究、文化旅游部门热议的课题。众所周知,位于广州南沙与东莞虎门镇之间的虎门要塞,是广州的南大门,由大角山炮台、上下横档岛炮台和沙角炮台等,构成了广州南大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广州南大门的重要标志。虎门要塞是历史上广州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其所属炮台今天归于东莞还是广州南沙,其作用当年就是为了保卫广州城、控制由粤海关进出的商贸。可以说它只与广州城息息相关:它是为了保护广州、控制广州口岸而于清康熙晚期兴建,而且建成后即对广州的经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极具特色十三行的兴盛。
一、虎门要塞是清廷选择广州为一口通商之地的关键
唐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兴起,广州成为南线的主要港口,南沙因为处于广州的出海口,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离境点。在1684年清康熙年间形成开海贸易后,清政府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外贸事务。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时,清王朝颁布了禁止南洋贸易令,为保证此令在广州的推行,清廷批准两广总督杨琳的计划,开始修建虎门炮台,最早的两个炮台即是在今广州南沙上横档岛上的横档炮台和东莞的南山炮台。它既是广州口岸的海防工事,也成为清廷控制广州粤海关进出商贸的军事要塞。虎门炮台的建立,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海防工事保卫的沿海城市,确立了广州口岸在防卫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所以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解除南洋贸易禁令时,在全国的海岸上只允许广东虎门等两处出口,其他口岸一概不准放行。特别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四口岸互相竞争,清王朝基于安全的理由,取消原有的江、浙、闽、粤四海关外贸进口制度,改四口通商归于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西洋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清高宗实录》卷550,第25页)。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的前提是“且虎门、黄埔等处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46)。今天的研究已证明,广州胜出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多数官员强调海防安全,认为广州比宁波易于控制,政治压倒一切,海防安全比外贸利益更重要。”(《清代前期海防》50页王宏斌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显然虎门炮台的存在,使广州成为中国沿海最安全的通商口岸,这才使得广州在这场事关前途发展的竞争中胜出,在1757年到1842年的近百年间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交往的口岸。
近百年全国中外贸易唯一的通商口岸带给了广州巨大的财富,最显而易见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十三行”。众所周知,“十三行”包揽了当时广州全部进出口交易:一方面,一切外洋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办;另一方面,其要承保交纳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饷。想想全国的货物都是经由他们的手而和世界进行交易,因此其中出现当时全世界最富的人是不奇怪的。据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说:1834年时,十三行商人伍绍荣拥有资财达2600万元。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唯一的通商口岸带给了广州全国最早的蓬勃的中外文化交流。当时的广州城无疑是中国沿海城市中接收外国文化最多的城市,在这里《中国丛报》《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等许多的外文刊物随处可见,从林则徐要请四个翻译才够用就可知这里外国文化泛滥之概观了。
二、虎门要塞是广州口岸的一部分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通过广州口岸与世界的商业交往越来越多,为了保卫中国与世界商业交易唯一的口岸广州、规范交易秩序,清政府加强了虎门炮台的建设,增强其防务能力。虎门炮台中的主要炮台多数都是在此时兴建。嘉庆年间建了沙角台、新涌台、蕉门台、镇远台、横档月台、大虎台。道光年间建了大角台、威远月台、永安台、巩固台、靖远台和两道拦江铁排。这样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虎门炮台成为中国海防中唯一具有三重防线的炮台。最南面第一线是以西岸的大角炮台和东岸的沙角炮台组成。第二线是以江中的上横档岛上的横档炮台和永安炮台、江西岸的巩固炮台和江东岸的威远、靖远、定远炮台及扎根于东岸和江中岛屿上的两道拦江铁排组成。最北面第三线是江中的大虎岛上的大虎炮台。虎门炮台成为公认的中国沿海设施最完整,火力最强大,工事最坚固的海防要塞。它的伟岸雄姿和隆隆炮声也成为广州南大门的标志。
虎门炮台既是当年广州口岸主要的海防工事,又是粤海关控制进出商船的要塞。因此,当时的外国人都认为它负有海关的职能。众所周知,当时的外国商船只有拿到粤海关的“红牌”才能进出广州。而虎门炮台正是进广州的第一道和出广州的最后一道查验“红牌”的关口,因而外国商人都知道它是进入中国的第一道大门。按当时的国际惯例,这就应是海关的一部分。所以上横档岛和岛上的横档炮台就被外国人称为“税馆”和“ 税馆炮台”(《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227页、228页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或“税关”和“税关炮台” (见《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五)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因而应该说虎门炮台是广州这个通商口岸的组成部分。不但当时的外国人如此认为,就连当年的十三行商人对虎门炮台和海关甚至是和自已利益的关系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虎门炮台的建设经常得到他们的资助,特别是在1839年林则徐、关天培等人修建“金锁铜关”(即两道拦江铁排和靖远炮台)时,洋行众商伍绍荣等闻议,“即据情愿捐缴银十万两,以供要需。”(《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618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此举虽有迫于压力之嫌,但也和他们太清楚虎门炮台和十三行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今天应加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全面建设,加大对位于南沙和东莞的虎门要塞对广州影响的深入研究,重视广州南大门的历史作用。重新使南沙的虎门炮台成为广州的地标式标志、成为今天的广州旅游新景点。让昔日的军事要塞成为今日宝贵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在广州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在研究和开发十三行这个历史文化品牌时要注意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和前提。虎门炮台是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独具特色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上其他沿海城市无法比拟的。实在应该引起我们今天广州文化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