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基本国情是指中国特定的地理状况和生态资源条件、人口因素以及中华民族强烈的发展意识。

　　新时期实践科学发展观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需要我们认清中国特色究竟“特”在何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四特”:一是“特”在基本国情；二是“特”在文化传统；三是“特”在所处历史方位；四是“特”在国家性质。认清了这“四特”，我们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对实际工作中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才能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得力。

　　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条件即中国特定的纬度、海岸线形状、国土面积、地貌特征、气候因素和生态状况等。中国的这个基本地理状况和生态资源条件对环境保护工作来说具有很大的制约性——适宜人居和发展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我国中部及东部地区，气候存在着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因素，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海岸线较浅的大陆架显著影响污染物扩散能力等。

　　同时，人口因素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总量的不断增长，给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带来了持续的压力。据有关部门研究，我国总人口2010年、2020年将分别达13.6亿和14.5亿，2030年前后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那时人口因素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将处于最高峰。

　　还有，现阶段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也是基本国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尤其是国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已成全社会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时代的主流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也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及发展方式问题。在更宏观的意义上，这种发展愿望是对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烈呼应。
　特定的文化传统是指中国文化的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及其普世价值。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独特文化的大国，而且这种文明和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传承性:包容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同化异质文化而又不被其他文化所同化的特性；传承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甚至传至海外并一直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习俗、典籍、语言中，影响至今。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古代是农业文明下的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人认同天人合一的理念，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力求体现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思想。

　　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更延续了中国的生态智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不能赶尽杀绝，表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要保持生态平衡的思考和态度。所谓“网开三面”、“里革断罟”，“不取麋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思想。

　　此外，中国宗教文化和少数民族习俗中也蕴藏着关照大自然的理念。中国传统佛教主张所谓“众生平等”就是其一。在藏族传统中对乱砍滥伐树木，尤其是砍伐寺院所在地附近的树木就有禁忌。“世上最纯洁的是水和母亲”这句藏民谚语更清楚地折射了藏族人民对自然的理解。在云南纳西族的习俗中，村民如果砍树，需要先向神请示，树可以砍但不能乱砍，须记着如何偿还。

　　在笔者看来，上述论及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但现在看来具有相当的普世价值。文化具有相对超越时空的属性，不能因为它产生的年代来否认其普世价值。新时期，我们必须吸纳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人类一切文明智慧，从既继承又发展的态度出发，不断丰富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的思想资源，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特定历史方位是指中国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的新阶段。所谓历史方位，就是指一种事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方向和位置。也就是说，要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不同的参考系来观照事物的客观情况。共时性是指事物当下的状况，历时性是指事物发展的历史状况。历史方位具有变动性、规律性和客观性。我们只有准确地判定事物的历史方位，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乘势而上，有所作为。

　　“特”在历史方位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二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历史方位。我们要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观照环境保护，从环境保护视角思考国家发展的大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一域”，力图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处。

　　就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看，建国已经将近60年，改革开放也走过了30个年头，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深。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分散在全球的孤立文明体系和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工业文明的潮流中。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响，自成体系地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20世纪以来，全球化把地球上任何地方和任何民族国家都纳入了全球网络系统中。中国是这个网络系统的节点之一。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2008年形成了全球金融海啸，也影响了中国，但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是全球第一，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所处位置和环境的写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约为18％增长到2006年的约44％。我国走过了一条赶超型的工业化道路，按照部署，我国在2020年要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目前国家整体上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污染物高度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环境问题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在宏观决策和整体规划中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不够，涉及国家整体的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平衡、产业规划不完善问题，由此带来了潜在而深远的环境影响。

　　就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方位看，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地位，上世纪90年代，又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本世纪初期，鲜明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推动中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的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历史性转变、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已经成为我们的广泛共识。

　　概言之，我们必须在这种特定的国家历史方位和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方位下，从国家所处历史方位思考中国环境保护，从中国环境保护历史方位思考国家大局，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特定的国家性质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特”在国家性质主要是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赋予了社会主义以实现人和环境和谐相处的历史使命:通过社会成员的联合劳动，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和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同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国家不能向国外转移环境污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输出革命，也不会输出环境污染。任何时候都要从党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环境问题、处理环境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大优势。中国的政治优势是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在战胜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都集中体现出了这种优势和特点。不把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中国还有什么资源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具有优势呢？当然这种政府主导的社会和制度，如果政策、体制有漏洞和管理不完善，也可能削弱这种制度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要求节制资本，消解资本逻辑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我国的市场经济之前之所以要加上社会主义，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国家力量节制、限制资本逐利本性的一面，而利用资本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发展效率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另一面。

　　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以独特的国家意志，解决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瓶颈”问题，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理念在生产体系、生活体系、环境体系、经济体系、技术体系、贸易金融体系、分配体系和民主体系等方面的体现和展开的结果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社会)。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我国特定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等客观条件，把握国家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历史方位这个现实条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个最能发挥中华民族主观能动性的管控变量，才能最终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潮流、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种优势的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