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建飞
奥巴马以变革旗号赢得大选之后,在外交领域,同其前任相比较,确实有不少不同以往的新举措。虽然奥巴马政府“新外交”的效果与前景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却非常值得关注。
一、“新外交”的四大看点
奥巴马政府的“新外交”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总统本人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等政要的行为和言论,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全方位。新政府上台以后,奥巴马、希拉里、副总统拜登等人的足迹已遍及欧洲、东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同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会晤、会谈。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希拉里4月22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称,“过去三个月中形成的外交议程基于三方面行动:加强美国与欧洲、亚洲、非洲和西半球民主伙伴国的联盟;发展与重要地区性大国的伙伴关系;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关系。”希拉里的这番话等于是描绘了奥巴马政府外交的基本框架。这三类国家实际上囊括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国家。
(二)关注全球性议题。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恰逢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自然成了它的首要外交议题。这是很正常的,布什政府在交班前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奥巴马政府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这个全球性议题的同时,还高调关注气候变化和核扩散。希拉里访华时将应对气候变化同应对金融危机并列,作为美国要同中国合作的优先议题。奥巴马在访问布拉格时向世界高调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温和柔性。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在出访中都显得很温和、谦虚、柔性。希拉里称自己的亚洲之旅为“倾听”之旅;奥巴马在出席伦敦金融峰会照“全家福”时,竟谦虚地站到第二排;在同拉美的“反美”旗手查韦斯见面时,奥巴马用西班牙语向其问候。与前几任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奥巴马政府不再用诸如“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等词语来给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贴标签,而且还表示愿意同他们发展关系,主动向他们示好,如对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
(四)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奥巴马政府大大降低了“推进民主”的调门。一些所谓自由派战略家曾提出建立世界范围“民主国家联盟”的设想,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未显示出对它的兴趣。民主党历来重视人权外交,民主党人卡特总统就是“人权外交”的发明者。据此,许多观察家曾预测,奥巴马政府会突出人权外交的地位。然而,就目前来看,奥巴马政府虽然并未放弃人权问题,但在人权外交上却相当低调。希拉里在访华时基本上未提人权问题,让很多自由派人士失望。不过,奥巴马政府还是尽可能地展示自己关注人权的一面,如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二、“新外交”中的老传统
说奥巴马政府的“新外交”有新意,主要是与其前任相比较而言。实际上,许多做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美国外交中一些老传统还是没有变化的。
首先是维护美国利益这个最高目标未变。冷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霸权地位为最高目标的外交战略,为此要从安全、经济和政治三个领域同时着手,即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这样“一个中心,三大支柱”的全球战略框架沿用至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三大支柱及其更具体领域的优先次序有所变化罢了。克林顿时期基本是三大支柱并重,只不过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安全形势较好就强调“经济第一”,经济形势较好就突出“推进民主”。布什时期安全问题位居首位,起初是更突出传统安全,“9·11”后转而突出非传统安全。奥巴马政府虽然面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布什政府留下的安全难题,如伊拉克、阿富汗、伊核、朝核等问题,都未解决,但仍声称美国要领导世界。希拉里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虽然承认“我们在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任何挑战可以由美国单独应对”,但又强调“也没有任何挑战可以在没有我们主导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这就是说,美国虽然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等问题上需要别国的合作,但是美国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将面临的各种危机当成了恢复美国实力、重振国威的机遇。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奥巴马政府都未放弃。就拿“推进民主”来说,只不过是由于要应对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更紧迫的问题,奥巴马政府才不过分强调,并不等于奥巴马政府就放弃了。
其次是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未变。美国历史上一直贯于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当美国自认为实力强盛之时,就喜欢用大棒;而感到实力不足时,就多用胡萝卜。尼克松时期,美国面对深陷越战泥潭、在同苏联的战略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局面,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同时开展积极的外交攻势。比如,横跨太平洋访问中国,容忍日本超越美国先同中国建交,同苏联签订《反导条约》,忍痛从越南撤军。尼克松的战略收缩使美国的实力迅速恢复,从而为里根时期的战略扩张打下基础。布什时期,美国自恃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黩武主义倾向严重。正如欧洲谚语所形容的:“当你手中有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钉子。”然而,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奥巴马政府的一大任务就是恢复美国的软实力,所以才会有如此温和、柔性的外交。希拉里称,奥巴马政府实行的是“巧实力外交”。所谓“巧实力”,就包括对硬实力的巧妙运用。
再次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未变。从美国外交史来看,民主党比较喜欢多边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现今的联合国,都是在民主党总统推动下建立的。相对而言,共和党更喜欢单边主义。美国实力强盛时多行单边主义,相对衰弱时多行多边主义。但是,任何一届政府都是将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布什政府以大行单边主义而受到批评,但并非完全排斥多边主义,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奥巴马政府继承了民主党的传统,而且目前美国确实面临太多的难题,需要别国的合作,所以直到目前,多边主义外交比较突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完全摒弃单边主义。
最后是冷战思维的痕迹依然存在。奥巴马政府虽然实行全方位外交,同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发展关系,但实际上还是有亲疏之别。希拉里将美国外交行动对象国分为三类,很能说明问题:首先,要“加强美国与欧洲、亚洲、非洲和西半球民主伙伴国的联盟”;而另两类国家,即“重要地区大国”和“中国与俄罗斯”则不在“民主伙伴国”之列。奥巴马出席伦敦20国金融峰会后立刻参加纪念北约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给人的印象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上,美国靠20国集团,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但在维护安全上,却仍然倚重北约这个跨大西洋“民主国家联盟”。美国要解决面临的各种难题,不可能没有中俄两国的合作,所以要同中国“同舟共济”,同俄罗斯“重启”双边关系;但从传统的现实主义逻辑出发,美国又担忧中俄两国将来会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安全;同时,从推进民主的理念出发,又认为中国“不民主”,俄罗斯“民主倒退”。
三、美国“新外交”的前景
奥巴马政府的“新外交”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前景如何还有待观察。贯彻“新外交”肯定是有困难的。就国内来说,奥巴马政府向“反美”国家示好,并且采取相当谦和的姿态,已经引起美国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批评。就这项政策本身来说,如果那些“反美”国家洞悉美国又是在玩“胡萝卜”游戏,肯定不会轻易就范,而奥巴马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肚量给予对方足够的“胡萝卜”,是未来几年美国外交的一个看点。
就国际层面来说,美国所面临的几大难题是相互关联和制约的。比如,为了更有效地反恐,奥巴马政府出台了反恐新战略,即重点由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将从伊拉克撤出的军力增援到阿富汗,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味道。还有,美国从反恐、防核扩散、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目标出发,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而这种合作肯定有利于中俄扩大国际影响力,这又会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奥巴马“新外交”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是观察家们所关注的。不过,不管怎样,奥巴马政府的“新外交”还是有不少积极意义的。
首先,柔性外交和多边主义毕竟好于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减少冲突,也更容易为世界各国接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拉美本来是美国的“后院”,同美国关系极为密切。但近些年,拉美国家普遍“左倾化”,“反美”倾向强烈。从“反美”急先锋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美洲峰会上同奥巴马握手一事可以看出,委内瑞拉是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奥巴马“新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使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其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全球性议题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变化与核扩散是关系全人类安全的最严峻问题。前任政府对此态度消极,给人以美国极端自私的感觉;而奥巴马政府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其外交的重要目标,有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此外,美国还可以借助解决全球性议题开展同其他大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也有利于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稳定。
再次,奥巴马政府还重视开发新能源和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两项举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内有助于美国掌握先进的能源技术,从而使美国继续在科技领域领先世界,带动美国经济出现新一轮的繁荣,就像20年前美国领先开发信息技术一样;对外则有多重的好处,如可以使美国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有助于抑制国际石油价格等。同时,发展新能源技术有利于减轻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国际压力,改善美国同欧盟、日本等重视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关系,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最后,奥巴马“新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寻求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同中国合作,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不久前,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都派出强大团队,奥巴马总统亲自到会致辞,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作出积极评价。尽管中美之间一些固有的矛盾难以消除,美国国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反华势力,美国对华战略中也仍然存在着防范、遏制因素,但是,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致辞中所指出的:“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体上是会向前发展的。(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