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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大型演唱会综述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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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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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当今的演出市场，大型演唱会肯定不是唯一的角度，但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角度。因为，虽然所占场次并不多，但是大型演唱会收入占整个演出市场收入的比例却一直较高，这说明了演唱会项目的含金量。还有一点，相较于其他演出类别，大型演唱会的商业化程度更高一些，赞助和票房都不错，甚至完全靠票房就可以盈利。
恰好，北京近期的3场大型演唱会都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这成为我们观察后奥运以及金融危机时期，大型演唱会市场何去何从的最好机会。本刊组织记者现场观看了这3场演唱会，并且走访了演唱会的操盘者——演出商，获得了一些关于这3场演唱会的或感性或理性的资料。在采访中，记者最大的感受是，经过多年的成长和积累，国内的演出商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还有就是大型演唱会这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演出产品具备了很大的发展潜力。
大型演唱会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
为了许巍，他从深圳坐飞机赶来，买了1280块的票，“回去得坐火车了，钱不够了。”4月10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一个拉面馆里，记者偶遇一个许巍的歌迷。
当晚，许巍“今天”演唱会开唱，观众九千；4月18日，纵贯线在工人体育场开唱，观众四万；5月1日，“成龙和他的朋友们”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行，观众七万。
从“大”方面看，近期北京大型演唱会火爆的背景是相同的：后奥运时代压抑的文化消费力的释放，金融危机时文化抚慰人心的作用，以及奥运后北京演出场馆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而更实在地看，这些演唱会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们“生产”了快乐。“早早买了票，想着老歌多还是新歌多，老在一个期盼的过程中。”一个演出商说他喜欢琢磨歌迷看演唱会的心理过程，结论是，“快乐，而且这种快乐还会传递给他的朋友、亲戚，大家都会很快乐。”
由是观之，演唱会办得好不好的“责任”很大，它们必须“高效地生产快乐”。
金融危机和后奥运时代的市场格局：利好与利空的拉锯
“纵贯线11月在北京肯定还有一场。”演唱会的操盘者中演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的郜奇总经理说。
说实话，换在去年与纵贯线签约之时，甚至在今年演唱会出票之前，这种自信未必有。这并非是对纵贯线实力的怀疑，而是因为对于水深如许的国内演唱会市场来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时有发生。加之金融危机来袭，演唱会市场前景如何不好把握。
纵贯线的演出合同是去年签的，而当时人们普遍预计，今年4月将是中国对金融危机反应最严重的时候。不过也不是没有利好消息，那会儿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北京奥运会限制了一些大型演出的举行，被压抑的需求将在后奥运时代释放出来。
“还有就是国外的情况也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听说他们实体经济出问题之后，反而文化这方面的消费增加了。”郜奇说。
有意味的是，国内演出商实力的提升使得他们在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时有底气了。“之前我们分别做过的周华健、李宗盛、罗大佑的个人演唱会都差不多有800万元的票房，就算这个受到各种影响卖的不好，但怎么也能有700万元吧，这么算来，公司只要有能力承受100万元的损失，我们就敢做。”
“国内演出商现在说话那感觉都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有实力了。”操办成龙“鸟巢”演唱会的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江凌也是这样认为。
实际情况是，纵贯线演唱会的票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开票两周内卖空几乎所有的票，演出前20天“空盘”，即所有票都已出清，总票房达到1300万元，“空前绝对可以说，不敢说绝后，说不定哪天麦当娜来了，这个记录就给破了。”郜奇说。
这也许可以说明在利好和利空的拉锯中，演出市场格局还是受利好支配多一些。郜奇的看法更实在一些，“中国老百姓手里都是攒着钱的，就算是金融危机了，但只要有好东西，其实还是有钱看的。”
受到北京演出票房强劲的刺激，纵贯线今年计划在国内40个城市进行巡演，“已经定了20多个，剩下的也在筛选。”纵贯线演唱会的另一个操盘者北展演艺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硕知说。
与此相比，许巍的演唱会虽然是在场地小得多的工人体育馆，但是8000多张票也几乎在一周内卖空。运作这一项目的歌华莱恩公司，是由歌华公司与美国最大的现场演出运营商Livenation合资成立。
歌华莱恩开始做项目是去年，从9月至12月，他们做了乔治·班森、艾尔·贾诺以及号称电音舞曲皇后的凯丽·米诺3场国际化的演唱会。
就这3场演唱会而言，利好和利空的拉锯以一种并不乐观形态呈现着。
“结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歌华莱恩的执行副总经理魏明并不讳言这3场演出的市场情况。
或许是因为这3场演唱会针对的大多是在京的外国观众，且时间上也更贴近奥运会，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李丹阳说：“当时不少外国人因为奥运会回国休假 ，加上下半年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外籍观众的购买力下降，3场演出经济上都没赚到钱。”
“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对后奥运和金融危机时代市场格局的判断是乐观的。”李丹阳表示。
“我个人认为，后奥运时代，北京的演出市场格局是三分天下，一是以国家大剧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包括歌华集团这些大型国有文化机构、企业为代表，他们主导或者说引领着国家的主流、高雅文化演出和交流活动；二是以歌华莱恩这些公司为代表的运作现场娱乐和商业演出活动的公司，市场化操作、大制作，体现的是国际化；三是功夫传奇、嘻哈包袱铺、 德云社，以及小剧场话剧，包括星光现场等这些民营的演艺力量，特点是专业化很强，规模不一定很大，但完全市场化，生命力强大。”
按照这样的三分法，大型演唱会显然处于演出产品线的高端位置。
周华健一定要唱《花心》
演唱会想要“生产”快乐，就必须用心于对歌者的选择和“经营”。
“许巍就是中国的鲍勃·迪伦。”魏明是这样给许巍定位的，“他是个哲人、诗人，有思想，他影响了一代人。”“他的词写得太好了，完全写出了我当年在外打拼时的感觉。”从深圳赶来北京听许巍的小雷动情地说。
从西安到北京，许巍的音乐路已经走了超过20年。简单又充满个人风格的旋律，决定了许巍作品的传唱度极高，而如诗一般美丽又充满了人生感悟的歌词，则决定了喜欢许巍的人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内涵，受众的年龄、社会地位和购买力都较一般的粉丝群体高一些。
换句话说，这就叫做有市场号召力。
“现在的歌手是卡拉ok型的多，晚会型的多，但是真正能唱现场、适合开演唱会的不多。”魏明说，歌华莱恩在做第一个本土项目时，许巍是首选。
相比较而言，对纵贯线的选择显得更顺理成章一些，毕竟很少有演出商能拒绝这一“天团”阵容。但是，“一开始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也犹豫过，因为担心这个演出可能是个拼盘，在演出行业，拼盘卖不过个唱，拼盘就是走穴。”郜奇说。
但是滚石打造出这样一个“天团”阵容其意显然不在走穴，“这4个人呢，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又不在一个经纪公司，光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就用了将近一年时间，纯粹是因为大家有交情，想做些事情，绝对不是拼盘。”郜奇解释道。
以往，炒作式营销和不重视制作质量，被认为是国内演唱会的两大毛病。不过，随着演出商的成长，情况在悄然改观。
“选定许巍后，在营销和制作方面，我们一直坚持两点理念，专业营销和现场制作。营销一定要是非常专业的，不能是炒作型的；现场质量一定要有保证，现场预算定了，不管票房多少，都要执行。”魏明说。
“我们首先注重的是演唱会的质量，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艺人。”所以许巍的演唱会用了最好的贝司手、鼓手、吉他手，还有和声，“我们是在充分尊重、理解艺人的基础上挖掘他们的市场。”
出于对其音乐的认可，许巍演唱会获得了Visa信用卡的赞助，Visa用户群体和许巍歌迷群体的高度重合，使得这次赞助成了标准的双赢。
“那天的整个感觉太棒了，我们投在现场制作上的那些钱没有白花。”江凌说，成龙“鸟巢”演唱会的制作质量体现在巨大到恢弘的场地、7个舞台的大手笔布置，以及灯光音响效果的配合上，可以说是给所谓的演唱会概念来了一次颠覆。
纵贯线这样一个“天团”本身已经具备足够的话题性，这使得对其演唱会的经营更多地偏向于如何在庞大资源中选取合适的“热点”，营造更好的现场氛围。“定歌单的时候，我就说周华健一定要唱《花心》，一定要唱观众最喜欢的歌嘛，要全场合唱，这样才会快乐嘛。”郜奇在谈到如何在纵贯线浩繁的曲库中选歌时说，“我判断市场好不好的方法也很简单，演唱会那天，如果现场除了5首新歌，其他都是合唱，再到工体周围转悠，要是附近的餐馆、酒吧都是满的，那我们就再接着做。”
由于曲目选择得当，尽管工体场地太大，音响效果有所折损，但是4万人大合唱的场面还是几乎贯穿始终，散场后的人群中多是兴奋和幸福的脸庞。
未来是现场娱乐的天下
“北京可能成为一个现场娱乐的高地。”关于未来，李丹阳特别重视两点，一是北京这个城市应该有什么样的演唱会，二是他更愿意把演唱会叫做现场娱乐。
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演唱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的趋势就是看现场，更愿意到现场来欣赏音乐。”魏明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北京应该成为一个高地，这是北京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不是说只要经济指标达到了就是国际化大都市了，有大量的国际游客参观访问，有大量的国际体育赛事，还有包括文艺表演，这些都是标志。”李丹阳说，“具体到现场娱乐，北京要想体现国际化水平，要做到两点，演出资源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现场制作水平要与世界同步。”
“再往大一点说，现在是个很大的机会，这次金融危机很有可能是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第三次向新兴国家转移产业的机遇，也就是高端服务业的转移。”李丹阳说，他认为，在这第三次转移中，文化产业是有机会的，而北京，能否抓住机会，成为一个现场娱乐的高地也全在于对此一进程的理解和把握。
从另一个角度，郜奇也看到了北京演出市场变化的端倪，“奥运后北京的场馆结构有变化，空间布局有调整，随之很多事情都会有所变化，北京演出市场肯定会有新情况出现。”
这一观察点是对的。5月1日，成龙“鸟巢”演唱会当天扶老携幼式的观众群体，充分说明了“鸟巢”作为一个演出场所的吸引力。“‘鸟巢’的分量摆在那里呢，在那里做演出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江凌说。
当然，不管场馆如何变化，内容还是真正的王者。“我们希望借鉴欧美先进的流行音乐那种现场的东西，学习融合，同时不断做华语的东西，借此提高现场演出的制作水平，再通过专业的营销操作扩大受众群。”魏明表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达到“以商业化的操作模式达到足够的巡演量，成为艺人的主要收入”。
这需要演出商之间的异地合作和结盟，对于以区域分割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演出市场来说，做到这个真的很难，“我们现在能保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像许巍这次，上海那边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做，原班人马开赴上海。”魏明所说的操作模式里包含着矫正现有的演唱会市场弊端的一些希望。
“估计未来3年至5年内，这个市场会更大，华语音乐的现场演出质量会提升，巡演数量也会大大增加。”不约而同地，3个接受采访的演出商对未来都很看好。 （稿件由曲晓燕 程丽仙 黄海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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