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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中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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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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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产业能够在危机中逆势上扬,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它能拥有这种机遇?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文化产业能否抓住机遇并成为信心支撑?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采访了众多专家,他们认为,文化产业的这种机遇与它的特质息息相关,只要我们在已经制订的方向上坚定不移走下去,适时适当进行调整,就能在已经起步的基础上,使我国文化产业不失时机,获得跨越式发展。
文化产业的特质有助于金融危机中的自我保护
在分析文化产品特点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化创意研究院院长王强教授认为,从边际效用的角度看,文化产品消费有别于其他产品消费,这使文化产业的“抗寒”能力有别于其他产业。他说,在一般的物质产品消费中,普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文化产品消费则有特殊性,其边际效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出现递增的趋势。为此,王强做了形象的比喻:当一个人第一次看一本书时,或许不甚了了,第二次看时,理解比第一次深刻,有了一定收获;第三次看时,他可能把书的内容投射到自己的生活中,使这部书的效用不断增大。再如一首经典歌曲,人们反复吟唱,百听不厌;一部经典电影,人们观看几遍,仍然历久弥新,回味无穷。
文化部——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江则注意到,在文化产品的成本结构中,物质资源所占比重小,产品生产的初始成本高,复制和流通成本较小,这就使得“文化产品收益能够依靠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实现最大利润,自然增强了文化产业在危机面前的自我保护”。
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它即使面对危机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齐勇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相对于其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更加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一点在危机中弥足珍贵。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衰退,可以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契机,而文化产业理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王强说:“在经济下行环境中,文化产业与信息、旅游、体育等产业本就存在的边界模糊化趋势会更加明显”,这将使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进一步从受危机影响较大的产业向文化产业转移。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教授很看重文化产业在危机中所获得的“时间差”。“文化产业由于自身特点,受金融危机波及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影响滞后,这使其有了更多自我调整的时间。”在他看来,利用这一时间,文化产业应加快完善产业链,加快与信息和数字技术对接,从而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
文化历来是人类缓解社会心理压力的重要手段。这其中,社会成员对文化产品的自觉消费扮演着重要角色。张颐武认为,在经济“寒冬”中,人们需要通过文化娱乐来缓解压力,需要通过对社会现实与生活方式的反思来调整心态,更需要通过文化艺术对未来的描述增加希望、增强信心,因而会比经济发展顺畅时,更主动地从精神文化中寻求慰藉获得安慰。“文化产品所能发挥出的‘疗伤’功效在这期间将更为明显。情感共鸣、精神放松、信心增强的感受或许就出现在欣赏一场演出、观看一部电影之后。”由此他特别强调,在危机中,文化产品应该适时调整,使产品内涵与当下社会心理特征更趋吻合,也更加符合人们的心理接受习惯。
齐勇锋还注意到,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增长空间依然很大。他告诉记者,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属于文化消费活跃阶段;3000美元以上,是文化消费大幅提升的阶段。我国去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但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消费潜力远未释放出来。他说:“促进更多成本低但更具创意的文化产品涌现,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就能够增强对民众文化消费的吸引力。”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近年的政策扶持下蓄势待发
在经济持续下行之时,我国各地文化产业却一枝独秀,生机盎然。今年元旦以来,一到三月份文化产业平均增幅17%,其中尤其是电影、图书和舞台剧,收入增长都在20%以上。文化部部长蔡武认为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专门论述了文化建设,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这是我国在文化发展思路上,首次正式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分法”。
之后,中国政府在完善产业政策、培育市场主体、搭建服务平台、加强宏观调控、引导产品出口、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2004年4月,山东淄博的民营企业——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同时获得“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权”,以此为标志,民营书业开始享受与国有新华书店完全平等的政策空间和竞争平台。
此后《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以及《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进一步规定了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领域的范围和原则。据统计,目前民营出版物发行网点已占全国发行网点总数的69%,占全国一般图书市场50%的份额。全国参与拍摄电影的民营影视公司达140余家,社会资本参与拍摄的影片数量占总数的7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成思行认为:“正是通过市场准入制度创新,加快形成了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产业格局。”
2006年9月,我国第一个关于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把文化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加以统筹规划。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完善扶持政策,培育骨干文化企业。
据悉,1999年和2002年,文化部分别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共同组建了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2006年,又与清华大学等共建了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还与中国传媒大学等组建了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人本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阎雨认为,研究队伍的建立,改变了以往文化产业研究个体化、分散化的研究状况,形成了跨学科、团队化、集成化的研究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经历了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从2003年起,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同期GDP增幅5到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的增长势头明显快于一般经济领域。
文化产业的跨越期待进一步有所作为
然而,这些已经出现的好兆头依然不足以使我们沾沾自喜,要使我国文化产业有一个跨越式发展,这双已经张开的翅膀依然沉重。
导演冯小刚坦言:“去年我国电影票房虽达43亿元,但税后制片方可回收的不超过10亿元。风险大、负担重,导致电影投资困难重重。”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苦苦思索:“动漫产量大幅增长,可是为什么以前年产量几千分钟能赚钱,现在13万分钟却赚不到钱?”
出版界人士扪心自问:出版业年产值连年在五六百亿元徘徊,产值之和竟不抵国外某些出版公司一年的主营收入额,为什么?
对此,专家们分析认为,谋求发展,首先要破除政策瓶颈,培育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建立适合市场发展的管理体制。在这个总原则下,政府无疑重任在肩。“我们不能只看到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韩国奇迹’,更应看到韩国政府打出的文化产业振兴组合拳。”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周称,韩国不仅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建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而且注重用文化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这些都值得我国借鉴。
专家们深感:要想抓住机遇逆市上扬,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一条高效的产业链,上游原创研发、中游生产制造、下游销售发行,三个环节同时发力。
原创能力“龙头”疲软,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一根软肋。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近200家游戏运营商,仅拥有78种游戏产品,其中70%来自韩国,25%来自欧美和日本,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寥寥无几。而文化产业其他部门,也频频遭受创意“旱情”,导致从事下游产品加工成为主业。以一个售价9.9美元的“芭比娃娃”为例,作为制造方的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只能分得不足2%的利润。
不能在模仿的路上亦步亦趋、不能把欧美培养起来的“文化口味”代代相传,学者们发出了一致呼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必须组建自己的研发部门,甚至向社会设计公司采购创意,以内容产业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必须尽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政府可以采取减免税收、以奖代补等财税政策加以引导。”
“增强原创力,要以民族文化为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胡惠林说。“为何中国影片在国际上很难既叫好又卖座?因为缺乏自己的审美追求和文化理念。我去韩国考察,他们很清醒:五年内你们一定会超过我们,因为你们有鲁迅,我们没有。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产业工作者却妄自菲薄,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够,挖掘不够。阎雨坦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忽视了将这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变成经济资源,而仅以办事业的方式对其进行传承,与文化资源的经济效益提升相去甚远,造成了文化产业的弱国地位。”
在“涵养水源”增强原创力的同时,“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航母”刻不容缓。“以前是企业单兵作战,小、散、弱;现在每个城市都要建文化产业园,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重复建设、条块分割。”范周认为,只有鼓励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兼并重组、形成产业集群,方是增强竞争力的良策。这项工作被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称为“碎片整理”。“产业内部彼此争夺有限的市场,产生资源‘碎片’。所以,必须进行产业整理,走向市场集中,形成规模经济。”
江苏演艺集团总经理顾欣是重组兼并的践行与拥护者。但他也看到,当前的产业重组仍然面临行业壁垒、地域壁垒、部门壁垒的阻碍:“只有政府制定出全国性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破除政策性束缚,才能为‘航母’起航搭建平台。”
而在销售发行环节,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范周不无忧思地说:“一只‘蓝猫’,被三辰集团开发出了6000多种产品,全国门店一度达到数百家,可是现在不少都关了,为什么?盗版猖獗。”尹鸿指出,文化产品属于高知识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其创新能力、制作水平、艺术品质的提高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此,国家打击盗版的力度必须加大。
此外,能否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创新投融资服务体系,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能否建立健全文化产业评估指标体系,在评价机制中兼顾社会效益和市场因素?能否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快速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学者们的思考,随着机遇的到来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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