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９日电（记者　周宁）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国学”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季羡林先生生前认为，国学不是“汉学”“儒学”等狭隘的国学，而是集全中国５６个民族文化财富于一身的“大国学”。这一论断被广泛认为是“国学”定义的一大突破。

　　从概念看“大国学”

“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它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季羡林曾说，“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国学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当然应该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国学的‘国’是中国的‘国’，不是汉族的‘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但不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如果将国学简单定义为‘汉学’，无意中就把５５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割裂开了。一些西方学者将国学译为‘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汉学）’，试图将藏学、满学等少数民族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是别有用心的。” 　

　　从历史看“大国学”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说，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区慢慢融合缔造的。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存在过所谓的汉族国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汉人；元朝、清朝分别是蒙古族、满族统治，但仍称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将５６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少数民族排斥在国学之外是一种荒唐的做法，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从研究范畴看“大国学”

季羡林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从齐鲁、荆楚、三晋、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学、西夏学、藏学、回鹘学、佛学等，都是“大国学”的研究范畴。

哲学泰斗汤一介回忆说：“季羡林曾专门和我探讨‘大国学’与佛教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当然也是‘大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切实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

“‘大国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以揭示它们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为主要研究目的。”沈卫荣说。

　　从教育看“大国学”

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交流看法，一致认为“大国学”教育应以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为主要内容。

袁济喜说，“大国学”的教育理念是把国学置于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

“人大国学院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沈卫荣说，“人大国学院既有汉学专业，也有少数民族历史专业；既有西域研究所，又有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国学院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开设了古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课程。从教学理念到课堂实践都要体现‘大国学’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