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光快速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们的思绪纷乱，几乎无瑕地对繁杂的现实进行冷静梳理。而近期围绕我国医药产业未来如何发展的工作突然增多起来，不禁使我们的思路集中起来。我们是否可以对我国医药产业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进行一次大手笔的划分，可以用起步阶段、上升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繁荣阶段等字眼进行某些定义，显然我们离真正的产业繁荣还有很长的距离，于是一个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通向大繁荣的道路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走下去？所需的时间又会是多少？实践告诉我们，看来答案只有一个：必须走和谐发展的产业道路，即“循道”。

　　随着多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的不断发展，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亦愈加严重，产业发展赖以依靠的自然资源出现相对短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产业环境并没有由于产值的增加而改善反面趋向严峻，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受到挑战。

　　由此我想到，作为在中国的哲学思想当中一个变化的概念--“天”，早在周朝时期，“天”的概念就开始得到衍生，上升至“以德配天”的观念，“天”不但被视为宇宙的统治者，万物的本原，而且是人类道德的楷模。后来，儒家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充分表达了“天人合一”的主张，并集中体现在儒家的“性命”观念中。《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提出“尽性、知性、知天”，《易传》提出“天道变化，各正性命”等。所谓“性”，乃人之所以为人者，亦即人的道德本性，主要是指仁义礼智诸德，内在于心，又上达天道，与天道为一。汉代的董仲舒接受阴阳五行家的天人感应说，明确提出了天人同类而合一的思想，“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朝和明朝，儒家的继承人则专从心性本体论阐述天人为一的客观性。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直接把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的判断。尽管荀子曾提出“天人之分”的命题，但在实质上与儒家思想并不冲突，其在《礼论》中即称，“天”与“人”同依据于“礼”而发生变化。从上述的论断可以看出，天人合一并非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知性意义，而是强调一种道德理性精神，确定了“人是目的”的根本原则，即做人与如何做人的问题。按照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主体的道德追求与道德约束，不源于外在力量的制约，而是源自主体的自我道德理性，同时也是天理所在，即人必须对自身行为进行有效的制控并发挥自我导向的作用，从而对解决生态危机起到间接性的功能。

　　当今国际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西方天人对立的思想浸透，导致对人的作用的过分夸大，人的行为与其生存目的发生严重异化。因此，天人合一倡导的以德性指导知性，以德性支配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必然要求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最终目的，不能顾及短期、局部与个体的利益。这种“圆而神”的价值观，贯穿在人的知性行为当中，对实现医药产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除天人合一的思想外，儒家还较为直接地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如“物吾与也”、“民胞物与”，将天、地、人并列为三，表明了人不能超越宇宙，人与天地处于平等的地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再如，从仁爱精神出发，提出要“仁民而爱物”、“泛爱万物”，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人与自然要阴阳互补，不能“过”也不能“不及”等等。由此看来，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树立医药产业发展的价值观范奠定了基础。

　　医药产业体系是一个处于持续运动状态的巨大系统，具有严格的整体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有着相互依存、促动和制约的密切关系。如将这种相关性移植在阴阳建构或太极建构体系中，就会发现《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易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及老子《道德经》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揭示的道理。[1]儒家认为：“一物两体，其太极之谓欤！”太极生两极，就宏观世界而言，指天（阳）地（阴）；就具体事物而言，指构成的阳因子与阴因子。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往往是各因子按自身规律运动而彼此互动的结果，这包括人为错误破坏了某一环节的正常功能，自发因素造成金融、商品难以顺畅流动，国际因素影响到消费、生产者心理等，阴阳在产业安全当中的太极运行成为普遍现象。《道德经》又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下将自定。”其意在于道总是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但又没有一件是其不为。道家的处世原则就体现在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洞察，通过转化获得最大利益。道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本，以好静而自正，以无事而自富，以无欲而自朴，从而理乱求治，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是古典与现代管理科学规律的升华，显示了极大的灵活性与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组织的有序稳定，同时亦最大限度地让组织成员发挥主观能动作用。[2]因此，政府对产业安全领域的干预关键在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施正确的经济决策，进行宏观调控，而非事必躬亲，即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摒弃使用政策手段，消除保护垄断，减少甚至杜绝直接插手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建立行政权利适当受到限制和分散的观念，加大放权力度，获得更高的管理效率。既可有效抑制权力资本的膨胀，又可使经济决策趋向民主化与科学化。

　　当前，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是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家主张“和为本”、“和为贵”、“和为美”，其主要含义，一是“和而不同”，“和”是差异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及对不同性质事物的兼容；二是“中则和”，讲究适度，采取协调与兼顾、一视同仁的态度；三是“和为贵”，以“和”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办法；四是“和实生物”，单一的要素不能产生新物，异质之“和”是新物产生的重要前提，使“和”具有开放的意义。“和”的思想揭示的是一种共存性与开放性的道德价值，倡导了良性竞争和互相合作的经济伦理观，有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化敌为友，化竞争对手为协作伙伴，通过建立更加广泛的团结协作网

　　与其他产业一样，医药产业是由无数的单个企业共同组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竞争力的普遍增强，因此必须深刻挖掘和认识企业竞争力的实质。对于广大企业而言，企业竞争力蕴含的基本思想是非常明确的：着重价值创造，倡导创新，关注社会责任，兼顾短期与长期利益，强调系统整体对外部环境的应变力，追求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和谐。在现实情况下，企业竞争力各类因素都存在变化的可能，对企业而言，有些因素不是单个企业的力量可以左右的，如法律、基础设施、政策等；但有些因素是企业可控的，如企业掌控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能力等，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由于竞争优势不是一经建立就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并不断得到增强，在动态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过程的实现就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管理活动。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族和经济发展阶段等特点，均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差异，因此，运用东方管理哲学对中国医药企业进行中国式的现代管理，符合当前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