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７日下午，刘少奇返回天华大队。从这天晚上开始，直至３０日，先后召开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议，研究解散食堂、做好退赔的思想工作和具体工作。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解决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两条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还有，无论是解散公共食堂，还是退赔住房、家具等等，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也不要给“五保户”带来新问题。

　　由于思想工作做在了前面，往后的工作比较顺利。一位７０岁的老农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天华大队的问题，虽有初步解决，但刘少奇的调查、思考并未满足和停止。

　　５月３日傍晚，刘少奇回到了旧居炭子冲，住在少年时代睡过的房子里。第二天，他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

　　刘少奇没有忘记，进城的时候，毛泽东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要能考上。为了保持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必须时刻了解下情。为此，５０年代初，刘少奇在故乡挑选了几位少年时的朋友和社队干部作农民通讯员，请他们经常反映农村真实情况。黄端生、成敬常、王升萍都是他的农民通讯员。

　　黄端生拖着患有水肿病的身体来了。刘少奇在大门口迎接他，王光美扶着他，一步一步地移至刘少奇的住室。刘少奇以家乡人的称谓问道：“八老倌，你脚上的紫血疹好了吗？”这是３年前黄端生的信中谈及的。国家主席对于一个普通农民的病，牢记在心，多年不忘。黄端生感动得热泪泉涌：“不瞒主席，紫血疹没好，又得了水肿病。”“如今在哪里治疗？”“在简家巷临时医院。”刘少奇关切之情，启动了黄端生的话匣子，就像哗哗流水，把患水肿病的原因，全村患水肿病的人数、姓名数落出来，并说：干部的“五风”是造成农民没有饭吃的主要原因。

　　成敬常是刘少奇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也得了水肿病，躺倒在家。刘少奇、王光美亲自上门探望，促膝交谈。刘少奇问：“农村搞得这样，为什么不写信呢？”“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成敬常实实在在地回答。可是刘少奇一封也没有收到。刘少奇有些恼怒，嘱咐秘书“一定要认真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嘛”！

　　５月５日，刘少奇邀了少年时看牛的朋友李桂生，察看安湖塘。望着汪汪碧水，刘少奇谈起孩提趣事：“李七阿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塘里洗冷水澡吗？”“记得，我们光着屁股打水仗口列。”刘少奇回忆说：“有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李桂生接着说：“那样的大旱，每亩田还收了两三担。”刘少奇紧追着问：“去年安湖塘的水全干了吧？”“没有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坦率地说：“据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这敢于犯颜直谏的话语，像晴天霹雳，震动了刘少奇。

　　回到炭子冲的第三天，刘少奇找来王升萍。王升萍是土改时的“娃娃村长”，１９５２年主动写信向刘少奇汇报过农村情形。刘少奇曾给他复信说：“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瞒，不要夸大。”从此，王升萍也成了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

　　王升萍原是炭子冲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犯“五风”错误，刚刚被宣布撤职反省，对刮“五风”的全过程清清楚楚。他讲了“粮田变鱼池，鱼池装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缘由；也讲了一位姓曹的干部因写了“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这首打油诗，被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遭受批斗、打骂的过程；还述说了搞“屎湖尿海”，把茅屋拆了，把屋上的茅草、人尿、畜粪，一起浸到塘里，开塘水灌田等等蠢事。但对公共食堂的事，他只字未谈。

　　刘少奇留他一起吃饭，边吃边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刘少奇单刀直入。王升萍没有直接回答，沉思了片刻，谨慎地反问：“咯到底讲得还是讲不得呢？”“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感叹地说：“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了这壮胆的话，王升萍疑虑顿消，说：“农村公共食堂不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语气中含着激愤。他停息片刻，继续说：“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１２０人，现在不到８０人，死了近２０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临时医院的，只怕是有命插田，没命过年。”“你们食堂还有多少猪？”刘少奇进一步问。王升萍答：“全队一头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全队还有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也绝了种。”“五风”的危害多大呀！刘少奇的思绪无法平静，他放下碗筷，站在窗前，陷入了沉思，许多水肿病人痛苦的样子反复浮现在他的脑海，赶也赶不去。

　　在炭子冲的日子里，刘少奇到了简家巷临时医院，慰问患水肿病的农民；到了东湖塘，看望少年时的师母朱五奶奶，念念不忘塾师朱赞廷。又打着雨伞，踏着泥泞的路，走了８华里，到赵家冲探望大姐刘绍德。

　　“姐姐，我来看你了，”刘少奇亲切地呼唤。年逾七旬的姐姐，脸色蜡黄，一身疾病，加上眼力不好，一时反应不过来。待到认准时，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九弟呀！你回来了，我好想念你。”刘少奇问过姐姐身体情况后，又问起姐夫鲁瑞林。话音未落，姐姐“呜”地哭起来了。外甥女鲁新秀代她回答：“舅舅、舅妈，我一想起爸爸就难过，他吃糠粑粑，屎屙不出来，憋死了……”刘少奇、王光美心情沉重，沉默了片刻，问：“你们食堂死了多少人？”鲁新秀含泪回答：“这两个月死了１１人。”“九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这句话说得很重，也只有姐姐才敢这样直言不讳。

　　刘少奇点点头，他听懂了老姐姐的话，他完全明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哇！”刘少奇这次来湘调查４４天，其中３３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２０多个座谈会，走访了１１个生产队，对６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察看，了解“五风”的危害，还亲口尝了农民吃的野菜、糠粑粑，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为党解决当时农村特色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也把党的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亲自送到了社员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