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
　　我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我对中国，包括政府和各方面在处理危机中的一些作为得到的反映。不久前我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温总理在大会第一场专场报告中间，他的演讲得到了很长时间的掌声和高度评价。当时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中国总理用“信心”、用“责任”、用“协作”这些词代表了达沃斯在阴霾下的共同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中国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呢？在危机中人们希望全球经济人口大国能够发挥更加建设性的、更加积极的、更加负责任的作用。

　　如果我们是1.3亿人或者是1300万人，我想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力。想一想看，我们过去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这在人类经济史上，一个这么大的国家、30年保持了这么高的速度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是非常非常高的。

2009-03-04 13:40:07

王逸舟:
　　而且我体会这个高是最近几年开始增强的。你看一看过去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温饱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一般来说很少。很多外部的声音、外部的力量，包括很多国家对中国还抱着一种要援助、抱着一种很同情，抱着一种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心态。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形象就变了，越来越多地不只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多是看成是一个大国，一个发展很迅猛的国家，一个在国际事物中有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国家。

　　我这次去达沃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虽然我们自己不能说，好像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什么什么救星或者四两拨千斤，但确确实实人们对中国的期待非常好。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外部对中国的期待比我们一般的人所想象的要高得多、大得多。有的时候甚至让人有一种树大招风的感觉。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外部期待已经相当高、相当大了，这确实跟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包括去年奥运会所展示的辉煌是联系在一起的。

2009-03-04 13:40:36

中国网: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不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具备了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呢？

2009-03-04 13:40:43

王逸舟:
　　对，我想是两个方面来看，影响力的上升是显而易见的。想一想过去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参加的数量也不多。但现在在国际刑警组织、国际贸易谈判、国际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部队都能够见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一些高官、中国一些外交官、一些谈判代表的身影。我觉得能够反映出中国这种日益上升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讲，跟我们老百姓一般的想象，跟我们的愿望，跟我们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比重相比还是有距离的。可以说任重道远，未来还有很大的余地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2009-03-04 13:43:12

王逸舟: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联合国，当前所说的金融改革，马上要开英国伦敦峰会，不久前我们看到在美国华盛顿开过第一次峰会。大家都认为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应当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还没有熟练到、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拿出一个新的方案的程度，还不可能另起炉灶。比如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包括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老大地位。我觉得短时期内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能够去把它撼动或者是取而代之的。

　　尤其是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外汇存底，在全世界是第一位的，但是钱多并不能说明你的金融能力一定很强，我们的金融还在开放过程中间，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迈出步伐，比如说在周边地区用人民币来结算，另外增加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但这也只是开始。我觉得也许再过3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人们才可以说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强国了，真正是一个可以跟美国或者是世界最强的大国能够平起平坐的地步了，目前我觉得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发展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向核心区域进逼、靠拢的国家。我觉得要看到我们的进步，还要看到进步的不足。

2009-03-04 13:44:20

中国网:
　　温总理曾经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方面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在国际事物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这两者间怎么样来平衡和协调呢？

2009-03-04 13:44:30

王逸舟:
　　我想优先的事情当然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看国际关系有一种感觉，谁在这种大风暴中不倒，谁就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能够占据比较有利的位置。往往世界历史都是这样的，在一场大的危机、大的风暴之后，就像大浪淘沙一样，有些国家就退市了，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在原有舞台的地位就被淡化了，有些国家就乘势而起，从比较低的位置上升到比较高的位置，从相对弱的位置上升到相对强的位置，我觉得目前对中国而言，关键是不要被这个危机击垮，不要出现大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担心，坦率地说，这次我去达沃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这个危机的严峻性，很多人，公众也好、媒体也好，包括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好，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危机就像隧道黑暗中前行的列车可能还没有见到头，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有可能是这样的。

2009-03-04 13:44:49

王逸舟:
　　不要像有些媒体或者是有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很快就能够复苏、很快就会触底反弹，这样一个过程会比较漫长。现在比方说美国、欧洲、日本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期，而且从虚拟经济到了实体经济，从发达世界核心国家到达了相对边缘、比较外围的国家，我觉得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特别是沿海地区、发达地区，那些对国际经济依赖度比较高的产业或者是城市非常非常明显，这种下降非常明显。问题是像我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最可怕的，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待业、下岗或者订单的丧失，还不是最严重的。

　　因为从国际关系来看，有很多国家濒临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有很多国家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骚乱、社会的动乱。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觉得对那个国家而言真的是灾难临头。不只是说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不只是说原先的奢侈消费要减少。比如我去达沃斯，他们照样滑雪，但是有人就跟我说他们现在喝咖啡的次数、旅行的长度会减少，原来到世界各地旅游，现在可能只是选择几个地方，原来我每天喝五次咖啡，现在喝三次咖啡，原先一天的休闲时间可能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现在要减少，这只是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但还不是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是我担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危机，而且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非洲地区、一些亚洲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不久前还看上去很有希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叫“金砖四国”，有人叫“金砖五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当然还有中国了，看你的范围是多大，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星，是希望之星。前两年一片乐观之声，给人感觉上升势头很猛，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危机很大程度上在这些国家造成了非常非常严厉的伤害。

2009-03-04 13:45:17

王逸舟:
　　比如说俄罗斯，现在石油价格从原先的140多美元，去年08年年中的时候147、148美元，现在也就是三十几、四十美元上下徘徊，它的财政收入巨减，原先的很多项目被迫停工，而且原先给涨工资的计划、修建一些大型项目的蓝图要么推迟了、要么放弃了，悲观地说如果再下降的话，很有可能原先很多政府的开支都没有办法兑现，很多人的基本生活都会受到很严厉的收缩或者下降。

　　像印度我们也看到，曾经被认为是发展中世界最有希望的国家之一，但最近一段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在达沃斯同印度学者谈，他们的增长率也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从原来的7%左右下降到5%、4%。而且目前的形势来看还不一定能够保证5%、4%。巴西曾经认为是南美状态很好的一个国家，有人曾经说过巴西不太受影响，但是最近的数字表明巴西有麻烦，而且麻烦在加剧。

2009-03-04 13:46:27

王逸舟:
　　像中东欧一些国家，像从苏联集团分离出来的，或者是往西欧、往欧盟靠拢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除了中国、除了四小龙之外增加最快的地区，叫世界经济亮点，但是近期可能是第二波金融危机的一个引发地。第一波危机我们知道主要是欧美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第二波危机有可能是因为像中东欧这些国家银行的破产、他们自身经济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方说引起周边地区，引起西欧经济进一步的动荡。

　　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目前全球经济动荡实际上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就是能不能挺得住，你能咬紧牙关，你的经济不要太糟的话，在这场大浪淘沙之后，站起来的那批人、国家才是强者。中国现在首先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出现大的社会骚乱、不要出现太严重的失业或者是待业问题，或者说至少这些问题不至于引发社会的一些矛盾、一些严重的对峙，一些对我们原有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普遍的，比如说近时期有几十个国家陷入这场极其严重的社会骚乱、动荡、示威、抗议。有些国家干脆发不出声来。什么意思呢？大面积的灾病，比如说像津巴布韦现在几万人的霍乱都没有人治、没有药，很多人顾不上。像海地、菲律宾有些地方一些基本的粮食都缺少，像面包这样日常的糊口食品都缺少，我担心随着危机的深化，未来一段时间还会见到更多这样的事例。

2009-03-04 13:46:45

王逸舟:
　　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要使原先的经济收缩，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或者我说的奢侈品消费减少。而对于发展中世界最边缘的国家而言，他们真正意义上有可能是灭顶之灾，或者是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骚乱、抗议。比方说像马达加斯加不久前把政府给砸了，粮仓给砸了，商店给砸了，我觉得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会是有一批。

　　我的结论就是说在这场危机中我们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脚跟站稳，经济哪怕没有前些日子增长那么快，还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较快增长，既是对我们自己人民的责任，或者是交代，也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贡献。你想一想如果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挺住了，这也是一个信心、一个信号，也是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刻强调这一点，把这个事情办好特别重要。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说，我们自我保障好了以后，相对站的比较稳了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事，比如说像这次去达沃斯，很多国家向温总理提了很多问题，向中国的经济学家、学者、记者，提了很多很多问题，让人觉得压力特别大，让人不知所措。他们说“我们都指望中国来买我们的货，都指望中国来出手。”

2009-03-04 13:47:02

王逸舟:
　　我想我们虽然做不到人们这么高期待的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保全自己在经济相对较快平稳增长的前提下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应当去追究这场危机是如何发生的，金融的源头、危机的始发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华尔街的监管够不够？那些贪婪的金融大鳄是不是应当有所约束？政府的一些政策怎么样调整，这方面我觉得会是很多国家共同的心声和要求。

　　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国家，我们也被邀请参加了二十国集团，除了参加上一次的华盛顿峰会外，马上要去伦敦参加二十国首脑会议，我想中国一定也会提出如何来改进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改进现有的各种制度安排，让它更加透明、更加有代表性。像我们很多资产，中国现在的外汇三分之一的资产都在美国，如何让这些资产保值对人民有一个交待。不光中国了，包括我们周边的韩国、日本，都把自己的很多钱放在美国。因为在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增值比较快。但是现在大家都缩水、都成问题，希望我们的资产能够有保障，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提出的问题。

　　另外在金融改革中间，像现有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像很多很多制度，现在看的很明显，就是他们不够——他们对于防范危机不够、他们对解决危机更不够，因此我们应该提一些力所能及的看法，比如说增加发展中世界的发言权，增加我们的提款权，另外像人民币有更多的可以使用的余地，比方说在周边地区作为可结算货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保证自己稳定、平稳相对较快发展的基础上可以为世界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最近胡主席、温总理，还有习近平副主席陆续到一些欧洲、亚洲、非洲、拉美国家去访问，我觉得大家也是传递这个信息，就是中国人有信心，虽然很艰难，虽然会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会在危机中屹立不倒。同时我们也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非洲兄弟、帮助拉美的朋友，帮助整个世界经济能够共度难关，携手应对这个挑战。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量力而行地做一些事情。

2009-03-04 13:47:22

中国网:
　　刚才您所提到的在达沃斯论坛上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甚至会超过我们自身对自身的预期，还有在西方很多主流的媒体上也是把中国评价为越来越重要的、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在您看来，我们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是怎样的呢？另外我也很想知道，在您看来，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呢？

2009-03-04 13:47:32

王逸舟:
　　首先谈看中国重要性的上升，然后再谈我们话语权的问题。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改革开放确确实实带来了中国的特色，带来了我们综合国力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候，中国经济那个时候在全球经济中的GDP所占的比重也就是2%左右，现在已经7%左右。就是我们的贡献度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是大幅上升的。尤其是在新增的那一部分，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那一部分中国的拉动作用是很强的。比方说很多地方的消费、很多地方的投资，很多地方的货物贸易都能够见到中国的作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可以说是最活跃的角色，有人讲是全球化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是一个排头兵，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大的益处。十几亿人，在这短短的30年间从一个濒临崩溃的、一个缺少活力的文革后期的那种经济状态，很多地方温饱没有保证的状态，到现在非常生机勃勃的，一个在全球经济中最亮的一个点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的地位是一路往上走，提升的非常快的。

2009-03-04 13:47:52

王逸舟:
　　我们的话语权我想也是如此，如果统计一下在全球主要的国际组织中间，中国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很多国际组织能够见到中国的身影、代表中国的一些议案。

　　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和我们自己老百姓所期待的相比，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比如说一些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间还见不到中国人担任主官，比如说在国际货币基金，有中国人担任副行长、有首席经济学家，但是行长始终是美国人。在国际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世界银行，包括很多很多地方，中国虽然在这个地方参与了，但是参与时候我们的话语权、我们实际拍板的能力还不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原因了，一个是我们自己对国际规则的熟悉程度还不够，因为很多规则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在过去几百年中间他们是先进者，用的是英语，用西方人所熟悉的规则，因为中国一个作为后来者，作为后来进入这个行业、进入这个领域的国家，还有很多熟悉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很多大会的秘书处中国人占的比重都比较小，很多决议草案往往是参与的身份，但是还不是主要的起草人，这个我觉得应当看到目前我们存在的问题。

　　再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比如说联合国总部，大家知道是在纽约，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在瑞士，国际教科文组织是在法国，列数一下大大小小几万个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中国也有，美国也有，是不是说差不多一样重要了、一样有话语权了呢？不一样的，要看是什么档次的。

2009-03-04 13:48:21

王逸舟:
　　我觉得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看上去数量很多，但构成了一T字形。最高的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核不扩散体制、国际难民救助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影响全球发展、全球经济、全球安全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中国虽然参与了，但是我们没有定价权、没有主导权，很少有主官。

　　金字塔底端的，大家都参与了，中国也参与了很多很多，有些总部也在中国。比如说原来外交学院的院长吴建民大使，他担任过两届国际博览会的主席。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乒乓球打的好，所以国际乒联主席有很多届是中国人担任的。在望京那边我原来读的社科院研究院附近有一个国际组织总部的大楼，你知道是什么大楼吗？国际藤草竹编联盟总部。当然这个重要性也是存在的，它是一个文化交流、它是一种经济方式，但是它和安理会的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我觉得对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2009-03-04 13:48:34

王逸舟: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虽然参与的不少，但是拥有决定权的数量不多，真正能够像美国那样，像少数西方大国那样去决定事务发展趋势的这种事情中国人占的还是不够。

　　由此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提高自己，如何在全球经济中有更大的影响，现在国内学界讨论，其中一个结论是，首先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影响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壮大自己，你把自己做强做大了才能够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那句老话打铁先要自身硬，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做大做强了，然后你才有分量，人家才会听你的，才会邀请你。

　　就像最近这些年在国际事务、国际组织中，我记得我在21年前第一次出国，那时候中国人经常被认为是日本人，你去了很多地方，人家说你是中国人？觉得特别奇怪，中国还能够到国外旅游、开会，那个时候很少，把你当成日本人。现在有些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经常会被当成是中国人，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国际场合受重视程度越来越增加了，我自己感觉就是，你参加国际会议越来越从后排的位置向中间位置、向前排位置过渡。

2009-03-04 13:48:48

王逸舟:
　　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政府、执政党，包括学界有意识地去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比如说像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一些有中文讲授的地方、一些大学建立孔子学院，比如说埃及某个大学，有中文讲授话，通过国内某所大学跟它合作，然后建立起一些新的课程，赠送一些图书，接受一些留学生，这样在全球已经铺了很多的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尤其是最近在非洲、在拉美的一些新投资的项目，也引起了当地非常大的重视。很多非洲、拉美国家把中国看成是新时期继过去那些老牌的工业大国之后，新的、对这些新的地区能够带来希望的国家。比如像委内瑞拉、中美洲一些国家觉得中国是我们未来20年、50年的希望。就是说跟中国搞好关系，我们未来20年、50年都有保障，很多国家有这么一个感觉。

　　甚至在那些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他们对中国的说法都有这样的特点。当然我们是要比较实事求是地、比较虚心地看待对我们这种过高的评估，首先是把我们的制度、把我们的政策稳定好，然后量力而行地去出击。

2009-03-04 13:49:10

中国网:
　　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大事频发的一年，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些机遇向大家展示一个自信的中国政府的形象？

2009-03-04 13:49:16

王逸舟:
　　我觉得08年是中国外交也好，中国的国际关系也好，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好一个特别好的验证的年份。就是通过这一年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也能够吸取部分的教训。用我自己最近写的一篇东西讲，我们在08年打了六场外交上的硬仗。这些硬仗应当说总体上来说我们是成功的，是挺过了这些艰难的遭遇战。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去进一步吸取教训和改进的地方。

　　我们知道第一场，很清楚了就是反台独。当时在台湾岛内3月份选举之前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如果这种台独势力，陈水扁之流得势了，上台了，担任了台湾岛内的领导人，对两岸关系也好、对周边地区也好，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形成不安定因素，但是我们应对得当。而且这些年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央的基本政策，外交上的基本态势是把台湾这样一个特殊类型问题放在我们总体的外交框架去应对，同一些大国、同一些重要国家保持一个对话协商，所以态势看出来我们比较主动，而且驾驭了这个形势。现在两岸关系比前些年是要改善多了，而不是感觉上剑拔弩张，所以第一场遭遇战硬仗打的是比较成功的、打的是比较好的。我们看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嘛，两岸关系后来三通，实现了政治对话，包括现在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也表达了某种跟陈水扁完全不同的大陆政策的取向，我觉得这些既是政治上的决断，也是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的成效吧。

2009-03-04 13:49:37

王逸舟:
　　第二场硬仗我们知道就是3.14碰到的非常突发的，由于藏独势力，由于外部的一种纵容，引发的骚乱，当时3.14打砸抢事件不只是西藏，而且很多地方的藏区都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当时真有一种黑云压城，让人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尤其那个时候我们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奥运会，经过了六年，快七年的时间了，突然遭遇了这么一种事情。当时大家都还记得很清楚，我个人那段时间也出国到很多地方，到欧洲去，一些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甚至是要抵制奥运、抵制火炬的传递，到一些国家的街头一些不明就理的公众、一些社会组织纷纷抗议。当时给人感觉就是说压力挺大的，甚至我当时有一种担心，就是奥运会我们不说开不起来，就是开起来后有些国家可能不来了，跟你预想的那种辉煌、那种成就，那种奥运大家庭的气氛是大相径庭的，三四月间当时外交上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后来我想我们还是挺过这一关。

2009-03-04 13:50:07

王逸舟: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总的来说外交做了很多努力，我们的一些驻外大使、外交人员，千辛万苦，比如说我举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大使，驻英国大使叫傅莹，她的老公也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社科院的一个教授。当时做了很多努力，不辞辛劳向公众、向英国媒体，向社会，包括也跟政府间交涉，说明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西藏的发展什么样的，来消除一些偏见、解除一些疑惑。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而且她用一种非常娓娓道来的语言和态度，比方说把她女儿给她写的信，对西方那些非常让人不解的做法一种困惑、一种难受，通过女儿给母亲的信的方式在英国主流媒体上去介绍，当时一下子就使得某些曾经强硬反华的声音分化了，原先一边倒的态度开始出现不同。我觉得像傅大使这样一些杰出外交官很多，在那样非常危机、非常困难的时刻最后挺过了这个难关。

　　在随后的第三场硬仗，就是地震，四川5.12大地震，媒体很快就到了，而且非常及时、非常充分的报道，很多外国的救援队、外国的记者，外国的政治人物，包括联合国秘书长都到了四川、到了汶川、到了地震灾区，这样一个过程给人展示一种更加开放的、更加自信的、更加跟国际社会合作的形象。当时我印象特别深，跟3月份3.14的情况形成截然的反差，而媒体的开放，媒体工作者的自信，包括我们对国外的各种援助、各种合作，各种善意的接纳我觉得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经验。在新的时期，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加强的时期，如何让我们的媒体更加充分、及时地报道中国生动活泼的、丰富多样的现实，我觉得很重要。

2009-03-04 13:50:26

王逸舟:
　　现在外部世界对中国，我觉得总的一个感觉是，还不太了解。很多公众把中国想成一个好像经济上的怪兽，那么奇怪、那么神奇，发展那么迅猛，但怎么造成的他们不理解。怎么从过去经济停滞的局面变成现在世界经济的大巨龙，而且这么长时间持续不衰，他们不理解，对中国的复杂性、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对中国实际变化的丰富性，我觉得外部世界不了解。如果不是相当可怜的话，起码也是非常非常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学界也可以说是难辞其咎吧，如果存在这种误解、存在这种质疑，存在对中国的发展判断不够，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的体制更加有效。

　　第四个，当然我们就看到了奥运会，去年外交可以说全力保障方面，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工作，当然不光是外交了，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体育部门、我们的公众，包括媒体都为奥运的成功做了重大的贡献。我想这个过程大家都清楚，我只想说我的一个观察，在奥运辉煌之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意料不到的挑战，中国公众会觉得奥运开完了，没什么了吧，心里放松了一点，一块石头落地，没出什么事情，拿了不少金牌，让人觉得还挺过瘾的或者是挺解气的。仅此而已了，你肯定不会想象说开完奥运你就变成大富翁了，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下子变成大富国了，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外部的很多国家他不这么看，他觉得这次真的看到中国了，可看到一个超级大国的中国了，因为奥运那么辉煌，开幕式、闭幕式，包括残奥会，当时花了多少多少亿，举办的整个过程在奥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很多国家看完后都吐舌头，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惊讶。

2009-03-04 13:50:42

王逸舟:
　　比方说我知道，英国朋友就跟我讲，他们现在觉得没法开伦敦奥运，为什么呢？在北京奥运后，再加上经济危机，怎么跟中国比？人们会觉得反差会特别大，后来奥委会主席罗格就劝他们说，实事求是吧，是什么样就办什么样，办出特色就好了，要跟北京奥运会比是没法比的。

　　这虽然是一个听上去让人一笑的故事，但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一下子、陡然地增大了。所以奥运以后，很多国家原先对中国的一些援助计划、一些合作项目改变了。他说中国这么发达了、这么有钱了，办奥运会花几百亿、几千亿了，还需要什么援助啊？他觉得中国恨不得每个人都像比尔盖茨了，或者起码也是大富翁了，中国办奥运会能花这么多钱，有些国家来中国就是要援助的，说你们那么辉煌，我们连个立交桥都没有，给点儿钱吧，我们翻修一下就有了。随便给点儿，什么公路、铁路都有了。很多国家在那之前会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比较像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有些国际组织还给中国很多援助。

2009-03-04 13:50:59

王逸舟:
　　可以说到奥运会以后，以08年这场大事情为分水岭，中国更多的在国际社会心目中就变成了一个援助者，或者是应当提供援助的国家。这对中国人的心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外部世界的期待跟内部的想象力反差特别大，所以我想这也是奥运巨大的成功，也是一种压力，就是奥运以后带来一种新的压力，就是你如何面对成功以后人们对你一个更高的期待、更大的要求，我想这是奥运会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

　　当然，后来第五场我们看到了外交迎来的就是亚欧首脑峰会，每两年一度召开的峰会这次是在中国召开，而且为了这个峰会召开中国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亚欧人民论坛，我们所也承担了亚欧人民论坛的一个峰会，就是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改革，我们所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参与跟各国的学者、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去对话。给人感觉当时危机的冲击已经在人们心头中引起很大的影响和阴影了，中国学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9-03-04 13:51:13

王逸舟:
　　后来是亚欧首脑峰会，两大洲的首脑纷纷对话，当时我记得会议上发表了三个文件，一个是关于金融危机的特殊文件。第二、是关于首脑会议的主席声明。第三、就是关于全球环境、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声明，这些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努力。而且外交官，我曾经同分管亚欧事务专门办公室的王学贤大使谈过，他们做了很多努力，而且确实在这中间提高了我们的形象，扩大中国在欧洲和亚洲两大洲的影响力。这是第五场。

　　第六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应对全球危机的蔓延，在这危机中间保持中国屹立不倒，同时量力而行的给国际社会，特别是给国际金融改革提一些建议。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在达沃斯上，中国的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这么有力。从七十年代初期到现在的几十年间，中国从开始的没有参与到后来被邀请，到后来越来越多的被安排发言，到后来越来越多的成为明星和主角，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的显著。2000多位各国的嘉宾，中国大概不到20人，虽然中国的人数不多，但是中国的声音非常活跃，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听到。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说金融危机到来了，人们马上会注意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占了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曾经一度高歌猛进的国家，经济上不断扩展的国家，会不会击垮。如果不被击垮，中国如何能够保持稳定，保持高的增长率。

2009-03-04 13:51:28

王逸舟:
　　当时温总理在会上专门讲了，我们如何能够保证8%的增长，为什么能够有这个信心，温总理解释了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的方向，解释了中国经济特有的这样一种成长力根源，也解释了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同国际社会保持合作的愿望，我觉得总理的讲话非常非常受欢迎。后来我听了像克林顿的讲话、布朗的讲话、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讲话，都提到了温家宝总理第一场的发言，特别提到了温总理讲到的“信心”这个词。所以，我想说，虽然危机还没有结束，它从去年年底已经开始蔓延开来，中国外交的应对，中国整个政府的应对应该说还是比较有力、比较及时的，稳准狠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

2009-03-04 13:51:47

王逸舟:
　　2008年是我们一个非常难忘的年份，用我的话说，这一年中国经历了一个成人礼。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的增强，我们像一名学生在18岁毕业的时候要举行一个成人礼一样，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我们通过奥运、通过应对灾害、通过举办亚欧峰会、通过应对金融危机，证明了中国在这场危机中间，在这些重大事件面前，中国是有能力有实力的。设想，如果在30年来我们如何应对危机，比如说像76年的地震灾害，基本上是封闭的，外界不知道，连国人都不太清楚。如果是在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办奥运，我想象大概办不好。因为当时我们人均国民收入才300、400美元，不像现在我们自己的说法是3000美元，按照国际上的说法起码要超过5000美元，综合国力不可同日而语。

　　面对自然灾害特别是汶川地震灾害的时候，当时上下同心，领导人深入一线，军队快速动员，包括媒体积极的深入一线报道，以及对国外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合作，都是过去完全无法想象的，完全达不到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去年是一个成人礼，是对中国新的阶段性成长的一个最好的折射，中国在新时期的一个加油站，或者是对中国在未来发展、未来更大的国际作用的更好的基石。

2009-03-04 13:52:03

中国网:
　　刚才您在为我们历数08年发生的大事时，我注意到您多次提到了西方社会和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那么客观，而它和媒体的报道是密切相关的。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向公众介绍一个透明地、自信地中国形象，怎样来打造中国政府的这种形象和树立这种形象呢？

2009-03-04 13:52:09

王逸舟:
　　从大处讲，我觉得我们的体制和机制还要进一步的完善，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我觉得要相信我们的媒体人，相信公众的能力或者是自律性。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些宣传部门的官员他会比你想得更清楚，或者是想得更高明，首先这个想法要纠正。

　　去年，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我们的公民素质，在改革开放这些年成长、成熟的公民心态，确确实实是我们传统教科书完全没有描绘的，是我们的一些官僚、一些宣传部门的人士没有想到的。这是公民的自觉意识，公民这种自律、包括我们的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在当时都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孩子现在上大学，本来我们觉得这一代人比较自私，都是电脑和漫画培养大的一代，他就跟我讲，平时他是不太与我们争论的，不屑与我们争论的。他的一位同学是谭千秋的女儿，她父亲保护几位学生死了以后，这些学生第一时间知道消息以后就开始捐款，很快的时间就捐了很多。有些同学在外面做兼职律师，平常特别特别斤斤计较，特别讲究所谓市场、利润，这时候把自己在外面辛苦挣的钱都捐给了同学。当时我听他讲这个故事，我看着他就觉得挺感动，挺受用，我就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而且在危机中所长大的，这和平常不一样。平常是不知不觉的长大的，在危机中看到他就比较像有责任感。这也改变了过去我们对所谓80后、90后这些人的看法，觉得他们比较自私，只会养活自己，面对倒金字塔结构，他们怎么养活更多的人，现在觉得不是这样的。

2009-03-04 13:52:26

王逸舟:
　　从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精英，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主管官员应当相信公众，相信媒体，起码相信他们中的多数人，公众中的绝大多数，媒体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有责任感，有自己的公民意识，能够把事情做得比较好，而且比我们的安排、比我们计划、设计监管的更要好，这是一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需要体制机制的完善，需要改革，需要更大的自主性。我觉得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潮流，这是让我们的媒体以一种更加自律、更加自主、更加有创意的方式去发挥作用，而不是你去替它设计，你替它去安排、你替它去检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媒体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公民社会想更加成熟的话，一定要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大局中来思考和统筹。现在中国社会和过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在我们小时候，比如说30、50年前，那时候的成长更多是靠我们这样一种红旗下出生、红旗下长大的这样一种教育。现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今天的发展必须通过和世界的合作，了解外部的动向才能够取得。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公众、体制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内外相互接触、互动中间才能够成长，才能够进步。好比说，温室里的花朵可能好看，但一定是脆弱的，因为经不起风雨、严寒和酷热。我想说一些例子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总书记提到要统筹两个大局，国内的大局和世界的大局，这点也适用于我们的媒体。

2009-03-04 13:52:59

王逸舟:
　　刚才我说的第一点，就是说要对公民社会、媒体的自律性有信心，不要实施代管代办。第二点，我们自己要想清楚，作为媒体，作为学者，作为政府官员，作为公众，我们不是说自己就能做大做强的，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放到国际舞台上，放到全球背景中才能发展壮大。

　　30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当时出国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从1949年-1979年这30年间一共才出国28万人，平均一年不到1万人，9000多人。现在一年是4000万，想想从过去一年不到1万人，到现在一年4000万，这种变化多大。而且我国的利益越来越多在海外实现，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9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时我国出国务工的人数还是很少很少的，那一年的统计数字是5.2万、5.3万，到2008年一年我们就有80多万人，而这个数字还是不完全的，还有可能大大突破。比如说2009年、2010年这个数字要突破100万，现在我们累积出国务工劳务的人数是500万。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留学生要出国是很难很难的，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老大姐讲了她的一辈子的梦想，说她一辈子做到三件事她就满足了。第一件事，我想出国旅游一次。第二件事，我要出一本书，作为一个学者能够一辈子出一本书，这是很大的梦想。第三件事，我争取能够在一个高端学术会议上，那时候还不敢说国际上，就是在知名的专家学者参与的会议上她也能发言。现在这个第三点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之外，但是你要出国也好，到各地旅游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30年前对比现在，当时一年1万不到，而且现在一年4000万。而且根据国际旅游组织的统计，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就会实现1亿人出国旅游。留学生，现在全球每7个留学生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和3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劳工、中国的旅游者已经走向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现在中国把世界上137个国家作为旅游的目的地，过去是在周边新、马、泰，香港、澳门地区，现在到美洲、欧洲、大洋洲、俄罗斯，到处可以去旅游了。我们的劳工也是在全球很多地方。我听过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他去很多国家，当地的外交部领导给他讲，当地很多人都没有涉足的一些地方，但凡有矿藏和资源都能见到中国人，特别是在西非的一些地方，中国人比他们当地人涉足的领域还要多、还要深、还要频繁。这个数字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中国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未来我们越来越脱离不开外部的环境。

2009-03-04 13:53:12

王逸舟:
　　所以，中央强调统筹两个大局，这是实在必然。也是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我们的媒体要进步，媒体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我们的体制机制要改革，要完善，破除那些官员决定一切、指导一切的旧式的东西之外，还有我们自己要走出去，要统筹两个大局。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海军到索马里东部海域护航，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迹象，海上通道的安全，中国会有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军队也是如此，我曾经到我国联合国维和部队培训基地看过，不管是在南京军区的基地，还是在廊坊公安部的维和部队基地，给我印象特别深。联合国前秘书长当时去看过，王光亚作为联合国大使也陪他去过，他们都认为这是在全球最大、设备最先进、最好的维和部队基地。实际上现在维和部队兵源，我们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间也是提供兵源最多的一个。

　　维护是一方面，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货船，我们的油轮、我们的各种商船，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中国人。一方面是挂着中国的国旗，还有很多挂着其他国家的国旗，比如说挂着巴拿马的国旗、挂着希腊的国旗，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全世界中国的船员是数目非常大的一支，在全球的船员中要统计的话，中国的船员一定是很重要的。

2009-03-04 13:53:28

王逸舟:
　　留学生，刚才我提到了，每7个人就有一个来自于中国。还有我们的旅游者到全球各个地方，这一切的数字都表明什么问题呢？我想，未来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脱开外国环境，假设这个世界是一团漆黑，中国不可能是一团光亮。我们不可能像过去有一句话讲的“一枝独秀”，我觉得那个话要么别说，要说的话就要加上很多限制，实际上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枝独秀的。全国经济如果是处在不断低迷、不断衰退的状态，中国经济不会特别的强劲，充其量好一点，但是不会特别强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有责任让世界的发展更好一点。

　　我曾经有一个比喻，上一代人，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收入中每一元可能也就只有几分钱和外部世界有关系。比如说像铁人王进喜在文革期间，他们1205英雄钻井队打出的石油多半是出口的，出口石油赚到外汇，国家把这个外汇收入发到各个财政局，发到各个人或者是家长的工资单上，但是那个比重占我们整个收入中的比重很小，不管当时的收入是20元还是50元，按照你的收入百分比平均下来可能也就是2%、3%。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大国中间对外经济依存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34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有2200亿是和进出口有关系的，是和东莞的订货，和浙江沿海地区的加工，和各种各样大宗合同，包括这两天在英国、德国的一些采购团的工作有关系的。现在我们口袋里每一元钱，不管你的月收入是1千元、5千元、还是1万元，有几毛钱，4毛、5毛是和我们对外的活动，和我们海外利益有关系。当然有些不是直接的，是间接的，不是外边的亲戚寄给你，或者你在外面有收入，而是通过国家的创汇，最后到了财政部，最后到了中国网，到了社科院，但是我们的收入中间相当大的比重比起我们的父辈来说，要大了10倍以上，这10倍以上是来自于我们和海外的交往。

2009-03-04 13:53:50

王逸舟:
　　再说下一代，比如说年轻人有些还没有结婚，有些可能有孩子了，再过20年，设想我们所说的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工作了，他们上大学了，他们成为了中国网的记者，或者成为中国社科院年轻的学者了，现在他们在上小学、中学、大学，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为骨干、中坚力量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我的预测，他们收入中更大的比重，一定是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外部环境、和五大洲、四大洋的交易，和我们的留学、经商、旅游是有关系的。

　　当然，他们很有可能是在高科技活动，比如说今天做的很多活动是20年前想不到的，比如20年前你肯定不会想中学生会有手机，不可能，那时候连大人、家长都没有手机。如果说家家户户有29寸的大彩电，别说是20年前，在10年前都是刚刚开始的一个梦。今天我们想到的很多事情，再过20年，我们的孩子完全有可能实现，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去涉足和想象，比如说我想象再过20年，那时候的年轻人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赚钱，很有可能他们到极地去工作，去南极、去北京；很有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俄罗斯、美国、西欧的一些宇航员，或者是一些太空游客花了很大的气力、2000万美元到外太空去转一圈，将来就不那么难了，将来可能就像坐飞机一样，可能很多人普通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将来我们很多的记者，很多的学者，可能就把自己的工作范围布置在北京、布置在中国，可能那时候跑北美、欧洲、非洲就像现在跑杭州、西藏、东北一样经常，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如果按照现在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发展逻辑，发展的轨迹继续演化的话，中国和这个世界会走得更近，中国的利害关系和世界息息相关。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有理由要从这么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媒体如果也能够带动世界的发展，也要有一种更大的全球眼光，而不只是说看到我们自己，看到中国人这一点事，看到当下的这一点事，应该看到全球，把全球发展也作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人未来在这个世界生存立足的一个必要前提。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就会想得更加远一些，更加宽一些。如果都这么想的话，对于我们所谓媒体的改革，对于我们更大作用的发挥，就比较容易预期了。

2009-03-04 13:54:04

中国网:
　　对于未来的中国形象，在您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是富强文明的中国，二是民主自由的中国，三是统一完整的中国，四是完全负责的中国”，能为我们做一个阐释吗？

2009-03-04 13:54:35

王逸舟:
　　对，这是前些年的时候，记者朋友采访时我自己的一种期待，虽然我无法准确地说多久、多长时间，或者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但是我想象中国的形象、中国的未来应当是这么一种图象。

2009-03-04 13:54:53

中国网:
　　您刚才说这是几年前记者采访您时您的一种期待，几年过去了，你对自己的这段话有什么添加删减吗？

2009-03-04 13:55:09

王逸舟:
　　我觉得更进一步细化了吧，比如说在我最近写的《中国外交新高地》中间，就把中国未来的形象进一步地细化了，原先我是一种相对抽象、相对朦胧的设想，中国人是一个比较富强的、富足的形象，比较体面的中国人，不是极贫极弱的现象，这是我的第一个愿望，第一个设想。

2009-03-04 13:55:36

王逸舟:
　　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去人们想象中国还是一个刚刚摆脱贫困的样子，还是吃东西非常狼吞虎咽的、刚刚得到温饱的形象。但是你看到了在台湾的中国，你看到了新加坡的华人，看到了海外我去过40多个国家的华人，你就感觉到中国人完全有可能站在更高的高地上，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过上跟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一样的有尊严的、体面的、富足的生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期待。

　　我记不清楚过去几年说的这几个愿望的次序了，但是我现在想象首先的期待是中国人是一个富足起来的、繁荣的，是让很多很多人觉得在这里生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非常期待的形象。

2009-03-04 13:55:49

王逸舟:
　　在此基础上，我觉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需求原理来看，满足了温饱、满足了自我的尊严之外，还要有一个往外看的，另外一个重大设想，或者是在我最近这本书中有所细化的，我们怎么样给世界更加的美好、它的更加平和、它的比较少的战乱做一些事情。现在有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有点儿惭愧，或者是心里有点儿不安的。你看在很多地方，在非洲的丛林那些厮杀的部族之间、在中东那些战乱的国家，或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难民之间，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亚齐分离主义势力之间、在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和政府军谈判之间，你看到一些人在谈判、在斡旋、在做一些善事，在做一些往好的方面推助，但是中国人做的不多，包括在亚马逊河流域一些物种的消失，有些欧美科学家在那里很勤奋地、多少年如一日地去抢救或者是记录这些濒危物种，但是中国人到哪里去了？中国人没有，或者中国人非常非常少。我想象未来中国人一定会有更多的身影会活跃在这些战乱之地、会活跃在这些物种濒临危绝的领域，会在世界饥荒、难民、疾病出现危险的地方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是我另外一个大的期待。

2009-03-04 13:56:34

王逸舟:
　　我们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中期，当我们“三步走”计划实现以后，中国是一个富足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体面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是一个让老百姓比较满意的国家之后，要想想怎么样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的善意，中国人大国的风范、中国的公共产品。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讲中国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是对我原先设想、设计的一个细化。有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的话，我们现在还远没达到。

　　我们现在提供了少量的外援，首先这个外援跟我们GDP的比重是小的微不足道。什么叫微不足道呢？比方说要跟北欧国家比，北欧国家把他们将近百分之零点七、零点八的国民收入都贡献了，贡献给联合国、贡献给国际粮食或者是难民组织，而且由那些组织去支配。将近1%的国民收入捐出去了，我们现在千分之一不到。咱们不说数额，数额没法比对吧，按比例，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2009-03-04 13:56:49

王逸舟:
　　而且我强调的是不仅是你要提高你的比例，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种过去旧的思维，我们援助的那些国家、那些地区、那些世界的部分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地方，比如说现在阿富汗帮它建水吧，在非洲一些地方帮他修道路。因为我们在这些国家有油田、有资源方面的利益，我们和这些国家有友谊，帮你修铁路、帮你修道路、帮你修总统府。什么时候在那样一些地方他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是人类，它是地球生物，面临种族屠杀、面临植物、植被的破坏、面临战乱的时候，中国人出来了，而且中国人给了援助，给了外交的谈判，给了他各种各样的帮助，他觉得世界更美好了，因为有中国人在。

　　现在我觉得这方面做的很不够，相反有些迹象让我还觉得有些不安。有些国家曾经跟我们不错，现在觉得中国人不够哥们儿，中国人好象暴发户来了，“啪”钱一甩一箱子，我把你的矿买了，或者把你这片宝贵的树林伐了。但是当地人在没有了这些资源以后，在这些地球下埋藏的或者是地面上生长的东西失去以后，他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去维系子孙后代的未来呢？他要有这种能力，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帮助大家可持续发展，而不只是说因为有资源、因为有石油、因为有木材我才跟你做交易、才给你援助。这种援助虽然也是需要的，叫战略外援，就是跟我们有战略利害关系的外援虽然也需要，但我相信，我觉得未来中国还会提供越来越大比重的公共产品。

2009-03-04 13:57:06

王逸舟:
　　公共产品是什么意思呢？最典型的公共产品，举个例子，就是海洋上、大洋上的灯塔，你建个灯塔什么人都能用，建完了以后你走了，但是后人或者是旁人都能用，甚至连海盗都能够用，船要翻了，或者是路经此地，大雾的时候有灯塔了，他觉得造灯塔的这个人、这个国家真好。当然你不知道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也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跟你有仇或者是有朋友关系，这就叫公共产品。

　　我们现在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很少，我们提供的战略外援开始增加了，比方说我们跟美国有战略外援，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所以当美国的新奥尔良遇到水灾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毛毯、给他援助。阿富汗遇灾时我们伸出援手，因为阿富汗是我们的邻国。非洲国家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领导人去了给他各种各样的援助。因为当初毛主席说是他们用轿子给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想这些都要保持下去，都要加强、都要扩大，而且中国人有能力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战略外援或者是相互的作用。可是我要说的是，我期待的中国还不只是这样，它有一种更大的侧隐之心，有更大的风范，他能够为这个世界，而不只是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那才是我们老祖宗曾经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遗产，你像四大发明我觉得很了不起，四大发明火箭、指南针、造纸术，发明者是给他自己、给他的人民，给中国的祖祖辈辈造福了，可是你想想这个世界由于它的存在有多大的进步。

2009-03-04 13:57:18

王逸舟:
　　所以我觉得进入21世纪了，未来的中国应该是这么一个国家，我们有更多的四大发明，有更多类似于老祖宗能够造福于世界的贡献，比如说在实物经济方面，在科技、在各个方面，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公共产品还太少。因此我想象未来的中国不仅是自己体面富足生活的中国，有充分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和公民意识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同情之心、侧隐之心、大国风范、乐于助人，善于提供各种公共产品的中国。

　　如果这两方面都兼具了，都具备在中国的形象、中国的身上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就真的是一个21世纪人类的福音，是21世纪文明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还是任重但是道远，还有很长的过程。

2009-03-04 13:57:31

中国网: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009-03-04 13:57:41

王逸舟:
　　谢谢您这么多好的问题，也希望将来跟中国网的网友们有更多的交流。

2009-03-04 13: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