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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制度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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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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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发展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公民社会以及重构社区治理结构是构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所需要的重要的制度供给。
[关键词] 社区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 社区治理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我国社区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基于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不断衰落和下降的事实，如何构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已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拟分析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现状，并着重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构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所需要的制度供给。
一、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构建和培育的重要性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集体视角的社会资本，关注社会资本对集体的重要影响，进而会在整体上推动群体的存续和发展，其主要体现为和谐的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群体间的信任、凝聚力，互惠互助、共享合作的价值观和合作性的社会组织等，这种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属于居民共同体。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培育对于社区内部人际关系整合、社区发育以及社区治理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任务所需的社会动员力量与社区建设所能实现的社会动员力量存在着强烈反差，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区发展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区社会性的培育，而这正是社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培育能够改变社区关系的原子化状态，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能够使社区成为培育基本的社会信任甚至是培养公民精神的重要场所。
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建设需要社区成员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达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但集体行动的逻辑却很难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解决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促成社区内部各利益相关体之间的合作，使个体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若社区内能够创造丰富的社会资本，就可以促进合作的达成，从而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社区整体利益的矛盾。
二、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由于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我国的社会资本正处于衰落和下降的时期。具体到社区层面，社区社会资本同样也呈现出脆弱、缺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区关系网络的缺失。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淡薄和缺乏已成为城市社区关系网络缺失的重要表现。已有的实证研究一致指出：邻里互动日益减少，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呈现出日渐冷漠的趋势；邻里关系也不再是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网与社会支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自组织的缺乏和发育不良也是社区关系网络缺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社区自组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自治功能也较弱。
第二，社区规范的缺失。现代社区变迁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控制功能的弱化，尤其是非正式规范的缺失，导致社区行为缺乏评价监督体系，难以对社区成员形成有效的规范。这主要表现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等促进社区发展方面的立法较为薄弱；缺乏社区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民主管理、监督和决策制度；社区非正式制度缺乏，规范多元化，缺乏协调性的共识规范。
第三，社区信任的匮乏。社区信任的匮乏与我国当前的社会信任危机密切相连，信任危机的存在导致了社区信任的缺失：对商业信用的不信任；对组织和政府的不信任；对科学和技术的不信任；普通人际交往中存在的人际关系的冷漠、猜疑和某种程度的对立。
三、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制度供给的建议
从微观的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居民的社区参与可以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构建，但是从宏观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方面看，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还需要一定的制度空间和制度供给。当前我国社会自主空间的弱化和社区治理结构的行政化已经抑制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这就需要我们从改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扩大社会自主空间，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入手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制度供给。
（一）发展公民社会，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如果说社区建设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具体路径和有效工作手段，那么公民社会就是培育社会资本的土壤和基石，即社区建设必须在公民社会的场域中才能真正实现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构建。因为自由结社是社会资本和有效率的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它以私人领域、志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会生活，能够为个体的自由、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条件，它在平衡国家权力的同时，同时保护个体免受国家权力的侵扰。在公民社会中，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正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普特南曾详尽论述社会资本与公民资格的关联，认为公民品德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他甚至把公民资格涉及的公民品质都视为社会资本。所以提升公民资格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必由之路。而在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基本场域中来提升公民资格的途径主要有增进权利义务、增强公共精神、提高公民意识、培植公民德性等。
改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良好的空间，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权利义务边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宏观的制度制定和政策调控，其政策框架应包括对社区及政府自身职能及权力的界定，对地区发展的政策规划以及规范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但不应具体到对社区管理的规定，政策的弹性应该在帮助社区发展和自治目标实现、协调公民社会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范围内。
（二）以善治为目标，重构社区治理制度。
善治和社会资本有着密切的关联。善治的实现，意味着政府与市民建立了和谐、稳定的互动关系，它实现的是社会生活的稳定；而社会资本的重建成功，意味着市民能够协调有效地实现各自行动目标，意味着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同现城市社会。显然，没有善治这一平台，社会资本重建不可能实现，因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的建立需要善治提供沟通场域。善治的实现可以确保社区居民与其他社区主体的权利，有利于建构平等参与和沟通互动的场域，有利于社区信任、合作和共识的普遍建立，从而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
重构社区治理制度要求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由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这可以避免政府失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改变“单位制”下社区公共权力的“官本位”运行格局，有利于调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居民对社区治理过程的参与，能够推动更高水平的信任和共识的建立，有助于更高层次社会资本的形成。在善治的理念下进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就是要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积极培育社区组织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网络的建立，提高社区自组织的自治空间和自治能力。只有邻里网络等社区自组织和居委会等社区组织、政府、社区单位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主体关系，才能促进平等的、横向的居民参与网络的建立。普特南认为，信任最容易产生于水平联结及自愿形成的组织中，因为水平的组织形式提供了一个人们可以相互讨论问题的基础，并且在自愿性组织中很容易形成“信任循环”，而组织结构的平等化和自愿组织的充分发展则正是善治目标的重要内容。只有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才能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有助于解决参与者集体行动的困境，组织构建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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