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1908年来到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近二十年，北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自己生活的记录，他在工作之余，收集了大量的照片和绘画，并对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些关于北京的手稿有5卷之多。主编北京联合大学的梁怡教授与顾问原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刘建业先生对这5卷内容进行了仔细筛选，选取了重要的部分结成一册《我眼中的北京》。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还为中文版的出版写了热情洋溢的文字。

　　下文由梁教授为我们介绍该书出版的来龙去脉。

　　2003年10月至12月，我得到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和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德国进行三个月的学术交流，其中11月就租住在托马斯·拉贝教授家里。他和夫人埃莉·拉贝对我非常热情友好，照顾有加。也很信任地让我看了他的祖父约翰·拉贝先生留下来的20多本日记。《拉贝日记》收藏了从1908至1938年间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照片和绘画，记录了部分旧中国的时政要闻。还有少量他的家庭照片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度假时的照片。其中我更感兴趣的是5卷北京部分难得一见的史料。

　　约翰·拉贝于1908年8月18日到达北京。开始是在一家德国商店里做售货员，接着在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得到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以后相继担任了西门子公司驻北京和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众所周知，在1937年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约翰·拉贝先生作为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与其他国际友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他也因此享有“南京的辛德勒”的美誉。出于对这位国际友人的敬重和一名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直觉，又见到如此系统的收藏，我确信，整理出版这5本日记，不仅对研究北京的历史与文化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也可以使人们找到拉贝先生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

　　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2006年5月，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一项活动中，我陪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原副馆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刘建业先生再次来到拉贝家。我们再次翻阅了《拉贝日记》，共同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五本日记。2007年3月，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介绍了这五本《我眼中的北京》，引起了人民出版社王亚男女士的注意。会后她找到我，希望由他们出版这部书。我们一拍即合。2008年4月，我找到了时任《环球时报》记者的邵京辉，她的德语和文字功底都是一流的。她很快帮我们了解了书的大意。于是，翻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拉贝日记》编排精细、内容自成体系，制作工艺很讲究，16开大小，用粗麻布内包硬纸板作为封面。卷内的纸很厚。一般情况下，一面是用打字机打的文字，一面是相片、图画和简单的说明。两页中间用透明薄纸隔开。拉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日记也是图文并茂的。扉页和插图大多是自己画的。关于南京的那几卷是浅灰色的封皮，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拉贝画的战斗机。而说到内容的丰富和画面的精彩还属这五本黄色封皮的北京日记。这五卷的内容相当丰富，反映了一个外国人审视近代北京的独特视角和兴趣。这五卷日记有以下特点：

　　一、他用大量的笔墨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外国人眼中清末民初的北京政局、社会状况、民间风俗。如前门、隆福寺的集市繁荣景象，戏馆茶楼的热闹场面，延续至今的街头棋局，满汉妇女不同的发式和缠足与天足等。

　　二、为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片和文献档案。其中有些是我们收藏量极少的；有的则是难得一见的文献，如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他的编号为98 的“领绶采玉勋章”，很有一定文物收藏价值。也有一些是现在失传的技艺或难以复原的建筑。如反映北京壮观的婚丧礼仪的图片，103幅手工绘制的漂亮的幌子，生动反映各种民间生活写照内容的百工图等，为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留了丰富的图文资料。1912年、1923年街头枪杀革命党人的照片，象征民族耻辱的克林德碑在东单原址的照片，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前北京紧张的政治空气的记录和20多份拉贝先生收集到的一些清政府档案、皇帝的诏书，书中提到的、还需要确定准确位置的公主坟等，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定量的继续研究的空间。

　　总之，拉贝的这些旧北京社会和风俗民情的记录，对研究百年前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有补遗、勘正、借鉴等积极的学术意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反映了拉贝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北京文化特有的浓厚兴趣和他对中国人民真挚的情感。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儿子、医学博士奥托·拉贝、女儿格蕾特·拉贝女士、外孙女莱茵哈特女士均在中国出生长大。他们一家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为电影《拉贝日记》首映，拉贝的孙子、我的房东托马斯·拉贝在南京与时年8岁由拉贝祖父救出的妇女夏淑琴相见，感动场面可想而知。因此，包括北京5卷日记在内的珍贵的23本日记，从一个侧面鉴定了拉贝对北京乃至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由此打下的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