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独具特色的北京的地名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理据的，即有新事物或事件作为命名或改名的依据。比如宗人府东西巷，民国年间改为孔德东西巷，是因为此处新设了孔德分校。再如被老舍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条街”的文津街，原为明清皇城西安门内重要通道，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将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保存的《四库全书》收藏进馆，故大街改称文津街（《北京市地名志·西城区》）。另一类是无理据的，即因民俗、语言等原因而引起的地名的错误的变化（讹化），这种讹化后的地名我们很难再一眼看出其命名的根据与理由了。这两类地名的变化均与北京的山川地形、民族接触、移民现象、世俗文化、宗教观念、思想观念等有关。

　　与这两类地名变化相连的是地名的雅化现象。地名的雅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新地名取雅名。关于取雅名，张燕来在《北京地名的语言学考察》中，通过对比明代和现代地名用词特点认为：现代北京地名注重避俗趋雅，一些具有书面色彩的语词大量出现在地名里。比如，明代地名单音节儿尾词较多，如安儿胡同、观儿胡同、罗儿胡同等；地理专名亦直接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如沙锅刘胡同、馓子王胡同、苏萝卜胡同等。与此相反，现代地名儿尾词地名减少；地名使用雅词越来越多、俗词越来越少。

　　二是把俗名或无分雅俗名改为雅名。其具体方法有三：一是谐音改名。即由具象命名至抽象寓意。其中最主要的是把忌讳字、俗白字、日常俗用字、含有不敬义的字、无分雅俗之普通字改为典雅文秀的字眼。比如：把忌讳字的棺材胡同、臭水街、苦水井等，改为光彩胡同、秀水街、福绥境；把俗白字的（多是有关动物、人体部位的词）母猪胡同、猪市口、狗尾（音衣）巴胡同、羊尾胡同等，改为梅竹胡同、珠市口、高义伯胡同、杨威胡同；把日常俗用字的（主要是旧行业）驴市胡同、绳匠胡同、劈柴胡同、烧酒胡同、干鱼胡同等，改为礼士胡同、丞相胡同、辟才胡同、韶九胡同、甘雨胡同；把有不敬义字的哑巴胡同、张秃子胡同、罗锅巷、达子营、王寡妇斜街等，改为雅宝胡同、长图治胡同、锣鼓巷、达智营、王广福斜街；把无分雅俗的普通字的豆腐巷、佟府夹道、柏树胡同、小五集等，改为多福巷、同福夹道、百顺胡同、小武基等。因谐音而雅化的地名，著名的如中官村改为中关村。中关村，顾名思义，中枢关键之村。而中官村则表明此村与中官即太监有关系。此村原有大片坟地。关于此村名来历，一说，此村原名中官坟，因该地葬有不少太监，后聚民成村，因忌讳“坟”而改称村，后讹为“中关村”。另一说，清代某中官于此置田庄，故名中官村，后谐音今名（《北京市地名志》）。

　　二是避俗。因避俗而客观上起到了雅化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雅化。如豹房胡同（皇宫养豹之所）改为报房胡同，“报房”一词不知何义，但因避免了“豹”字而显得雅化了。再如奶子府（明代为皇子选乳母处，乳母俗称奶子）曾一度改为乃兹府或廼兹府，“乃兹”不成文，但因避免了“奶子”而雅化了。朝阳区崔各庄有奶子房（营），其名不曾避俗改名，可能是因为此处元代为马奶产地，奶子是指马奶子。三是重命名。重新命名的雅化地名不是太多，如改靶儿胡同为文丞相胡同，噶噶胡同改为协作胡同等。

　　地名的雅化乃大势所趋，但这种现象也使原来地名中所包含的乡土文化气息受到丧失。上个世纪著名作家梁实秋、诗人朱湘等都曾对此表示过惋惜。朱湘在《胡同》一文中写道：“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

　　与地名的雅化相反的是地名的俗化。这类现象虽不常见，但也值得注意。如王府井大街东之金鱼胡同，旧名金银胡同（余棨昌《故都变迁记略》）。由“金银”到“金鱼”不难看出其中的俗化趋向。再如，明代的宝府巷，清末讹为大豆腐巷。这是因音近（宝府、豆腐）而讹、由雅而俗化的典型例子。更有由雅而俗，再由俗而雅的例子。如洋溢胡同，明时称扬州胡同（雅名），清时音讹为羊肉胡同（俗名），民国时又音变雅化为洋溢胡同（雅名）。单看“洋溢”二字是无所谓雅俗的，但与其变化前之名“羊肉”比就显得典雅了。再如，苏州街，原名万寿街，苏州街是俗称。一街二名，一雅一俗，俗名行而雅名废。该路形成于清代，南起万寿寺，北至畅春园，为帝王后妃赴畅春园、圆明园御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