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圈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在史家胡同东段路南，从北向南沟通史家胡同与干面胡同，长约360米。胡同的具体走向是：北起史家胡同，南行西拐再南折，止于干面胡同。

 
　　清光绪年间，即称“东罗圈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远见胡同”，后恢复原名。《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载：“据传，因胡同形似罗圈而得名。” “据传”二字说明此种解释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形似罗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环形，很难让人与拐棒形挂钩。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做如下设想：

　　如果胡同真是“因形得名”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因为两条南口相距很近，北口相距较远的“东罗圈胡同”与“西罗圈胡同”，恰似自南向北叉开的两条腿，而这两条腿却是弯曲的，北京土语称之为“罗圈儿腿”，胡同因之得名。不知读者以为然否？还祈方家赐教。

 

　　东罗圈胡同北11号楼在胡同南口内，正对着胡同南口，是一栋东西走向的单元式住宅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面胡同宿舍”院内。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住在3号门的一套居室内。金岳霖终生未娶，晚年有梁思成之子梁从诫侍奉在侧，在此颐养天年。

　　金岳霖（1895——1984），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金岳霖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去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游学。1926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金岳霖于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于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1956年开始任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金岳霖写于1937年的《逻辑》和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对我国逻辑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作出了贡献。他吸收西方哲学成果，结合中国哲学特点所著的《论道》和《知识论》，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有人说，金岳霖先生“是20世纪以来我国四个著名的现代哲学体系的创立者之一”。这四个现代哲学体系是指：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儒学”。

　　在金岳霖八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与其同庚的冯友兰先生送了一副寿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既表达了二位老人期望二十年后再聚首的愿望，又充分肯定了金岳霖先生的学术成就，称赞金岳霖的哲学造诣在方法论上胜过以“白马非马”论题展示辩才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在本体论上超过跨下青牛的道家创始人老子。“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当非溢美之辞。

　　金岳霖曾将自己与冯友兰作过比较。认为冯先生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而自己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

 
　　就是这样一位大哲学家，在“全民学哲学”的年代却也鲜为人知。散木在《再说金岳霖》一文中写道：“金岳霖的专攻，今天非专业的人是很少有兴趣了。曾经有人说：金岳霖的学问，‘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文字过于严谨，不善于运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人们感兴趣的是关于金岳霖的趣闻和逸事。比如：金岳霖与众不同的装束。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显然，诗人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对哲人的装束进行渲染和调侃。但是，金岳霖先生不修边幅大概是真实的。

　　再比如：金岳霖超凡脱俗的恋情。金岳霖终身不娶的原因是“明恋”林徽因，而又求之不得。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 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总布胡同24号居住期间，金岳霖一直住在后院，每次都准时参加“太太客厅”的茶会，并为林徽因诵读报章书籍，品味林徽因“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金岳霖，也一定是在这里臻于他‘蓦然回首’的三昧境界的”。

　　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据说，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经常探访林徽因的墓地。还有一次，金岳霖突然把所有的老朋友请到北京饭店聚餐。席间，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在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

　　又比如：金岳霖努力追赶时代步伐却又跟不上的尴尬。解放后，金岳霖自察是“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的哲人，是带着负罪感进入新社会的。因此，在政治运动中他“愿与工农齐步伐”，严格而真诚地自我批判和批判别人；为了接触生活、观察生活，年已古稀的他坐在平板三轮车上逛王府井大街；他也曾回忆《解放后让我坐办公室办公，可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再说金岳霖》中有一段叙述：“逻辑学家金岳霖的故事，最为人所心仪的，是解放后有一次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之后金先生带头鼓掌。当时艾思奇正想用逻辑分析金先生的举动，不想金先生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金岳霖研究学术是自觉的，而维护学术尊严却是不自觉的。

　　有人认为，“作为学者，金岳霖首先是一个非常到位的哲学家”；金岳霖自己认为，“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哲学动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如果说常人把哲学视为工具的话，那么，金岳霖则把哲学视为生命。前者突出为我所用，后者强调为之献身。于是，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荔枝七绝》：

　　浮瓜沉李俗能谙，谁赏罗襦玉内含。

 
　　献到华清妨病齿，不如烟雨弃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