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甜水井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王府井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王府井大街与晨光街，全长300多米，南侧通大纱帽胡同。明代，称“甜水井”，据说，因胡同西口原有一口甜水井而得名。清宣统时，称“大甜水井”，其南面有一条小巷称“小甜水井”，后“小甜水井”并入“大纱帽胡同”。1949年，称“大甜水井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颐寿里”、“沟沿胡同”、“梯子胡同”、“康家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三条”，后复称“大甜水井胡同”。

　　目前，大甜水井胡同正在改造建设之中，北侧是工地，南侧已基本建设完毕，惟东段尚有几个原有的院落；但胡同的肌理仍在，且更为宽阔壮观。大甜水井胡同2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与19号原为一体，是贝子溥伦的府第，人称“伦贝子府”。溥伦的父亲载治是隐志郡王奕纬（道光皇帝长子）的嗣子，载治的生父奕纪乃成哲亲王永瑆之孙。咸丰四年（1854年），载治袭贝勒，咸丰十年晋郡王，光绪六年（1880年）因伤寒病去世。

　　载治生有五子，惟四子溥伦、五子溥侗长大成人。载治死后，溥伦袭贝子，溥侗封镇国将军，时在光绪七年，溥伦12岁，溥侗6岁，兄弟二人奉旨在上书房读书。光绪三十三年，溥侗加辅国公衔；溥伦则成为朝廷要员，先后任过崇文门监督、资政院总裁、农工商部大臣。“伦贝子府”依例应该是载治生前的府第，东、西两路四进院落，府门三间。进入民国后，溥伦、溥侗兄弟析产，今大甜水井胡同21号的前半部分在溥侗名下，其余归溥伦所有。海淀的两处园子，一处为“集贤院”，是宣统年间朝廷赐给溥伦的私产，自然归溥伦所有；一处为“治贝子花园”，是其父载治的遗产，归溥侗所有，世人遂称“侗五园”。

　　分家之后，溥伦在府第的分界处砌了一堵墙。溥侗对来访的朋友说：“您看，我们老兄把我‘赶门在外’了”（‘赶门在外’是京剧《天雷报》中的一句台词）。不到两年的光景，溥伦因无力偿还债务，房产被法院查封。溥侗又说：“幸亏老兄把我‘赶门在外’，墙这边还是我的，没有封。”可是，没过多久溥侗就把房子卖掉了；后来，把海淀的“治贝子花园”也卖掉了。

　　如今，大甜水井胡同21号已被拆除，据说还要复建府门；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治贝子花园”还剩下一组修葺一新的四合院建筑和六株品种各异、姿态俱佳的古树。

 
　　溥侗（1875—1952），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满族，爱新觉罗氏，北京人。

　　溥侗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并通晓词章音律。1927年曾任“乐律研究所”所长，后被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聘为教授，讲授昆曲。1934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溥侗未随政府内迁，住在上海，曾在汪伪政权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于大节有亏。

　　溥侗自幼在上书房按部就班地读经史，学作诗文，及至成年琴棋书画样样皆精。清末民初之际，每逢春秋佳日，溥侗便会约上朋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或赏春花烂漫，或看层林尽染。归途中在“治贝子花园”的老杏树下品茗，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使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

　　溥侗别号“红豆馆主”，是戏剧名家，不仅“文武昆乱不挡”，而且在戏曲音乐方面也是“六场通透”。《北京志•文化艺术卷》记载，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1928年—1938年），“很多京剧名演员在演出京剧的同时也演出昆曲剧目，如梅兰芳连演昆曲《思凡》、《金山寺》、《佳期•拷红》……杨小楼、程继先、陈德霖、红豆馆主、袁寒云等陆续演出了《麒麟阁》、《雅观楼》、《宁武关》、《折柳阳关》等剧，使昆曲在北京舞台上一时呈现兴盛景象”。

 
　　朱家溍先生在《记溥西园先生》一文中写道：“西园先生《单刀会》的关公，和王凤卿先生《战长沙》、《华容道》、《汉津口》的关公，代表着京派昆乱演关戏最高雅的路子。”钦佩之意荡漾在字里行间。朱家溍先生演戏自然体现着“红豆馆主”的风范。黄宗江先生是朱家溍的“粉丝”，戏称朱先生为“朱豆馆主”。

　　溥侗是民国时期的“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公子”分别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这四位“公子”，或风流倜傥，或叱咤风云，知名度甚高，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绝非一无所长、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所能比。然而，随心所欲、信手挥霍则又是“公子”们的共性。

　　有一次，溥侗相上了言菊朋院子里的一棵树，认为姿态很有画意，想移植在自己的家中，便与言菊朋商量。言菊朋说：“我没打算卖树，您如果十分喜欢这棵树，我就送给您，可是您怎么搬走？要是移到您家种下去不活，那不是白饶吗？”为此，溥侗请来护国寺悦容花厂工匠，在言菊朋家对这棵树养护了五年，运走之时还拆了言菊朋家和自家的一段院墙，才移植成功。花费自然了得，而且为酬言菊朋让树之情，奉送一身黄靠。此后，言菊朋凡饰演黄忠必穿此靠。张大千旅美之时，曾费尽周折斥巨资将海边的一块巨石移在自己的庭院中造景，其创意有抄袭溥侗移树之嫌。

　　进入民国之后，溥侗没有了固定的收入，没钱的时候就靠当、卖度日。该当的当了，能卖的卖了，就只能借钱生活，好在凡是借给他钱的人也没指望他还，所以溥侗也没避债的苦恼。朱家溍先生说：“民国十六年，张作霖任大元帅时，政府设立一个‘乐律研究所’，任命溥侗为所长，每月薪俸四五百元（银圆）。生活刚有着落，他又自我锦上添花，仍旧老习惯：买古玩字画。还买了一部自用汽车。到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政府南迁，‘乐律研究所’撤销了，他又陷入穷困。”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家溍在上海曾见过溥侗一面，溥侗已经半身不遂了，坐在床上还乐呵呵地对朱家溍说：“‘北诈’尉迟敬德有句词：‘真病好害，假病难装’，我现在真下不了地，真病可不好害。”

　　“有钱能糟，没钱能挨”，虽不能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日而语，然却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潇洒。“公子”与常人确有不同，常人最好也不要去学“公子”。因为，常人哪有万贯家财可散，不能一掷千金又怎能称为“公子”？！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需要的是：常将有日当无日，莫待无时盼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