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豆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一条胡同。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锣鼓巷，长400多米。明代称“炒豆儿胡同”，清宣统时称“炒豆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交道口南九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大跃进路头条”，1979年复称“炒豆胡同”。

　　炒豆胡同73、75、77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南北贯通炒豆胡同与板厂胡同，原为僧格林沁王府，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炒豆胡同 73、75、77号后院均被隔成独立院落，门朝北开，门牌分别为为板厂胡同30、32、34号。以上院落共有房屋200多间。

　　《燕都丛考》载：“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在安定门内炒豆胡同。科尔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齐尚仁宗三女庄敬公主，追封亲王衔，其子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咸丰时以剿贼功，食双亲王俸，谥曰忠，配享太庙。今王伯彦讷谟祜嗣府为忠王所建，非公主赐第也。”据此可知，此府之所以称“僧王府”，是因为第一代府主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后，其长子伯彦讷谟祜袭爵，此府遂称“伯王府”。伯彦讷谟祜死后，因其长子那尔苏早死，故由其长孙阿穆尔灵圭袭爵，此府又称“阿王府”。确切地讲，此府应称“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因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是世袭罔替的。

　　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因军功加封亲王、食双俸。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一般的郡王府，其规模和规制远不能与后来几乎占了整条胡同的“世袭罔替”的亲王府相比，后来的僧王府是累年扩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认买后，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的王府。其中东所除正院四进外，还有东院四进。东所的大门被改建成五脊六兽三开间的府门，以符合亲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侧有一座大照壁正对府门，府门两旁有上马石，上马石旁有一对雕石矗灯；府门里两厢置兵器架，兵器架上插着两排“阿虎枪”①，面阔五间的腰厅和垂花门、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连，院内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等建筑。正殿台阶五层，举架高大，有脊兽；每间面阔一丈有余，进深超过两丈；殿内用“金砖”②墁地，墙上挂着一幅僧格林沁头戴秋帽、身穿“巴图鲁”③鹿皮坎肩的油画像。

 
　　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曾任清廷銮仪卫大臣，清廷退位后又曾任民国的国会议员，家道日趋衰落。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僧王府”。该府西部成为温泉中学，中部卖给了朱姓人家，东部除留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一座显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1954年，煤炭部买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为宿舍。

　　僧格林沁（1811---1865），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尔的第26代孙。清末著名将领。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曾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咸丰三年（1853年），任参赞大臣，率所部骑兵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因擒杀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咸丰皇帝颁诏：“僧格林沁进封亲王，世袭罔替”。咸丰十年（1860年），抗击英法联军，失守大沽、天津。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在山东、河南、安徽对捻军作战；同治四年（1865年），被赖文光、张宗禹率领的捻军在山东曹州（今山东省荷泽市）高楼寨附近的吴家店围歼斩首，其所部骑兵亦全军覆没。

　　僧格林沁死后，谥曰“忠”，配飨太庙，并绘像紫光阁，其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并赏“博多勒噶台”王号。光绪年间，清廷在今地安门东大街路北为僧格林沁立专祠，名“显忠祠”，春秋致祭。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将八旗制度变为纯粹的军事组织，八旗子弟，尽佥为兵，“以清语、骑射为务”，实行世袭兵役制。乾隆皇帝曾说：“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简言之，为大清江山千秋万代计，满文不能失传，兵权不能旁落。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八旗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了，幸好还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尚称劲旅，能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

　　僧格林沁一死，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的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湘军、淮军手中，清廷能不震悼？！从这个意义上讲，僧格林沁确是一位清末标志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