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 而这个曾经是新中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却经历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抢建、停缓建和续建的曲折过程。正是由于国家巨额投资和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决定了宝钢的命运。

　　宝钢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决策上马的。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炼铁的国家，古代冶金技术长期居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后来落伍了, 并由此挨打。1949 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 万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工业“ 以钢为纲”，并警告: 钢产量若赶不上英美，中国将被“ 开除球籍”！在“ 大跃进”时期，全国动员和组织了6000 万人大炼钢铁，1960 年钢产量达1860 多万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出现了重大挫折，到“ 十年内乱”后的1977 年，钢产量仍然只有2000 多万吨, 而且品种质量和技术装备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

　　1977 年，冶金部派出代表团到日本考察，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在远离煤铁资源而靠近用户的沿海地区利用国外丰富的矿石资源，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装备，建设大型钢铁厂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设想和突破，得到了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与此同时，规模仅次于东北地区的上海钢铁基地因缺少生铁，也在酝酿建设现代化的炼铁厂。

　　在全国上上下下都迫切期望加快“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央两次讨论，做出把中国第一个特大型引进建设项目放在上海的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但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准备工作不充分，并提出“ 抢建”，以致后来不得不做出调整。

　　1978 年，上海拉开了“ 抢建宝钢”的序幕。面对前所未有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上海市委提出“ 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抢建宝钢”。并把宝钢建设比作“ 四个现代化”中的“ 淮海战役”，“ 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要立下军令状！”

　　上海各条战线把支援宝钢建设列为“ 头等大事”，要人给人，要物资给物资，要什么给什么。宝山月浦一带的2000户农民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搬离家园，为宝钢腾出了土地；上海建设队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突击完成了工地“ 三通一平”施工；以李国豪为首的一批专家组成了宝钢顾问委员会，为宝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千军万马汇聚宝钢，工地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战场，挑灯夜战，艰苦创业，那一幕幕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感动。山东、浙江、江苏组织民工像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那样，将宝钢急需的1400万吨砂石料送到工地；鞍钢、武钢、攀钢等老大哥单位无条件为宝钢支援人才和钢材；东北三省、福建、江西、四川、山西、河北等地为宝钢提供了大批物资……

　　许多当年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上海的“ 老战士”，为有生之年能够参加第二次“ 淮海战役”而自豪； 以曾乐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年骨干，迫切希望在宝钢建设中夺回被“ 十年内乱”耽误的时间，争分夺秒，埋头实干，奋力拼搏；满怀豪情投入“ 新长征”的年轻一代，更是热血沸腾立下誓言，要为宝钢建设奉献青春。

　　如今，当年抢建宝钢的建设者大都已离开岗位，有的甚至已经作古。但是，那些为宝钢艰苦创业奠定坚实基础的第一代建设者，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第一代宝钢人在这块热土上形成的以“ 光荣感、责任感、紧迫感”为核心的宝钢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然而，由于1977 年、1978 年全国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的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1979 年中央提出了“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三年调整。在全国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大背景下，宝钢建设格外引人注目，国内外议论纷纷。

　　中央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 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要求，对宝钢建设进行了重新审视。1979 年5 月，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自到上海做专题调查研究。6 月16 日，陈云代表中央重新对宝钢工程做出决定：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本来应该用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考虑决定，但现在工程正在进行，进度是好的。要统一全党认识，协心同力，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同时，考虑国家经济困难，宝钢建设工期要适当延长。陈云同志特别强调: 对宝钢要严格要求甚至“ 苛求”，搞不好要“ 斩马谡”！

　　邓小平同志始终对宝钢建设十分关注。1978 年10 月在访问日本期间，专程考察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那天，他对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 你们就照着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稻山嘉宽立即表示：要建比这个还要好的。1979 年7 月21 日，针对国内外的议论，邓小平同志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明确表示：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同年9月, 小平同志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尽管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已经重新做出正确决定，但是全国上上下下认识并不统一。首先，客观上是宝钢投资太大（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工程），当时的国力难以承受。宝钢工程投资最初估算是100多亿，但项目一经提出，在实施中引进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越来越多，200 亿甚至300 亿都拿不下来，人们担心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有人算了一笔账，预计宝钢的投资将永远收不回来。其次，大规模成套引进技术装备建设现代化，国内没有经验。宝钢建设是当时全国最大工程，其基本建设规模之大、工程施工难度之高、技术水平要求之严，史无前例。由于一开始就急于求成，工程准备仓促，建设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有人担心宝钢建在上海会污染大城市，有人担心进口矿石资源没有保障, 更有人反对成套进口，担心上当受骗。第三，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人们对宝钢建设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实际情况还缺乏深入了解。当时全国正在批评所谓“ 洋冒进”的错误，有人把宝钢与“ 洋冒进”联系起来，认为建设宝钢决策是“ 洋冒进”的错误典型。

　　1980 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涉及宝钢项目的决策、厂址选择、环境保护、进口矿石、投资及宝钢建成后主要经济效益预测等问题。11 月，国务院审议全国22 个引进工程的调整方案，再次做出决定: 宝钢工程一号高炉系统推迟建成；二期工程全部停缓建；二期工程的热轧和冷轧要不要上，组织专家论证后再定。12 月23 日，国务院再次讨论宝钢工程调整问题,决定:宝钢二期工程停建，热轧和冷轧合同退货；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需组织专家论证；现场保持稳定，做好停、缓建工作。

　　1981 年初，举行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论证会。与会人员各抒己见，争论激烈。当时宝钢工程已经投入103 亿元，因此有人说，如果以前决定宝钢工程“ 上马”是“ 傻子”，那么现在决定宝钢工程“ 下马”一定是“ 疯子”！宝钢顾问委员会的专家们指出，“ 论证宝钢不能从零开始，要从现状出发论宝钢”，“ 不要只是向钱看，而要向前看！”有位老教授甚至激动地说，如果宝钢下马是因为资金问题，他愿意“ 沿街叫卖”，为宝钢募集资金！

　　在建设工地的宝钢人更是感到委屈。面对巨大考验，宝钢人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实事求是态度，一方面向上提出“ 缓中求活”的积极建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减少施工现场损失。宝钢工程指挥部提出以厂房代仓库，把盖仓库的资金用在设备安装上，实行“ 就位维护”的对策，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停、缓建半年多时间，宝钢工地做到“ 队伍不乱、人心不散、工程不停、物资不丢”。

　　经过论证，1981年8 月7 日冶金部接到通知：“ 宝钢一期工程即日起改列为续建项目”，并要求按1985 年左右建成编制“ 六五”基建规划。

　　工程建设的停、缓建给宝钢带来了损失，但同时也锻炼和考验了宝钢人。正是由于投身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一个特大工程，激发了宝钢人特有的光荣感；正是由于国家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拿出数百亿资金投入宝钢，激发了宝钢人特有的责任感；正是由于全国人民高度关注和工程建设曲折历程形成的巨大压力，决定了宝钢人特有的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宝钢拿了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数百亿元投资，何以回报？宝钢引进了世界一流技术装备，如何发展？宝钢人只有埋头实干，严格苛求，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国人民、向世界证明：建设宝钢是值得的，建设宝钢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