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随着华尔街金融风暴的不断演进，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基础经济金融理论的角度反思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基于您长期的金融工作经验和对经济金融理论的研究，首先请您谈谈金融危机与西方的金融理论的关系。

　　唐双宁：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是应该很好地反思一下。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他的理论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留给人们一个经典的词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在18～19世纪确保了平民进入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自由，曾经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但任何事物走到顶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一百多年后，"看不见的手"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出现了192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造就了凯恩斯主义，于是有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即"看得见的手"。凯恩斯对挽救大萧条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他的"看得见的手"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否定或者说"扬弃"，这个理论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古典"走向"现代"，使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具备了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体制创新能力。

　　但如同一个自然人在年龄增长、生理成熟的同时也在积累着衰老一样，资本主义在繁荣的同时也在积累着危机。上个世纪70年代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西方经济普遍遭遇"滞胀"不能自拔，这就又呼唤出了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理论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弗里德曼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的这句话当然是经过一系列论证后的浓缩，但事实上已被全世界片面理解。弗里德曼之后全球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开始转向"自由"、"创新"，成为西方经济与金融的主线，时间长达30余年。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以罕见的力度联手干预市场，本身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纠偏。

　　记者：您如何评价弗里德曼关于"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

　　唐双宁：我认为要全面地、辩证地认识"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一论断。首先，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但它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而且是货币结构现象，并且还是货币力度现象。"一粒石子放在头上和砸在头上，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二，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我国前段时期物价上涨，除了货币问题以外，还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外部输入、实物短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会造成物价的上涨。第三，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我国前段时期总体讲物资并不短缺，但由于心理的恐慌和紧张，造成一些商品物价的上涨，因此通货膨胀又是一个社会现象，与心理作用有关。第四，通货膨胀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比如2008年年初由于雨雪冰冻灾害造成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交通阻断，也导致一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弗里德曼的观点有贡献，也有缺陷。解决通货膨胀既要依靠货币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

　　记者：您认为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唐双宁：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赌博和欺诈现象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金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异化与扭曲，就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就是说，虚拟资本无节制地背离实体经济是危机爆发的根源所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高科技带来的效益被少数人获取是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在实践当中被证明确实可以避免大波动，前苏联在70年时间里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但是最后到了负增长，效益低下，扼杀了社会积极性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可能避免了经济波动，但是从效率来讲确实存在致命缺陷。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有较高的效率，但它也有缺陷，需要逐步完善。凯恩斯提出要在市场经济中加上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来提供经济相对稳定的增长，来减少波动，这是大萧条后的进步。究竟怎么来执行这种政策，怎么来进行调控，还需要不断研究。本次危机暴露出来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缺位，不如说是西方国家的政府缺位。这次政府出现的一大缺陷就是疏于监管，削弱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忘记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记者：这次金融危机后，您认为金融理论会有什么新的发展动向?

　　唐双宁：的确，长期被奉若神明的"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带来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我们对此要进行一系列思考。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不断完善再指导新的实践。我认为，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新的金融理论的出现是必然的，而新的金融理论的内核应该是阐述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即有无"同一性"与谁为"第一性"问题。"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生活中，二者是"同一"的;不能因出现金融危机就否定市场经济，但也不能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但也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就根本、长远而言，"看不见的手"为"第一性"，"看得见的手"发挥辅助作用;在一些特殊场合，"看得见的手"有时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两只手一起抓，缺谁都不行。

　　当然，寻找新的理论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人们分析问题无非三种思维方式：数据推导型、经验判断型、逻辑推理型。一般来讲，西方学者最习惯的是数据推导型。这一思维方式的优点是微观精确，但缺点是善于分析死的数字，不善于分析活的因素，有时甚至会造成方向的偏离。而在东方，往往喜欢用经验判断的方式去分析问题，它的优点是一般情况下"八九不离十"，缺点是不精确。比较理想的方式应当是逻辑推理与数据推导、经验判断并用。比如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判断，需要数据推导，但光靠数据推导是不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是不能用数字计算的。这些矛盾的相互作用，此消彼长，对危机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和以往经验来判断。2008年9月，雷曼兄弟刚刚破产，美国政府正酝酿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对于该救市方案能否获得国会通过，我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上曾预测说："无非三种可能：通过，折腾一段后有条件通过，不通过。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属于废话。答案只能是第二种。"在当时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何以作出如此判断呢?这是根据对美国所面临基本矛盾的分析。具体而言，金融危机中美国面临七大矛盾：一是两党矛盾，二是参众两院矛盾，三是美国政府同国会的矛盾，四是阶级矛盾(高收入阶层同中低收入群体)，五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的矛盾(所以才有166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六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七是美国与世界的矛盾。上述七大矛盾的双方实际上代表的是不同利益的主体，它们既处在同一条船上又各揣心事。当翻船只是一种"预警信号"时，船上人顾的是抢到自己的"救生圈"。当翻船眼看成为现实的时候，大家才会同舟共济。这就是为什么救市方案要折腾一段后才会有条件通过的原因。

　　另外我想附带说一句，历史好像刻意的安排，每一位理论家活跃的时代，往往会有一位实务家相伴(或者说每一位实务家常常有一位理论家相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亚当·斯密映照着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凯恩斯伴随着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资本主义新生，弗里德曼则与里根、撒切尔夫人同行。也就是说，光有理论不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这也许说明理论与实务是相辅相成的，理论的繁荣会带来实践的推进，反之亦然。不容怀疑的是，这次金融危机过后，一定会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空前反思，也一定会产生不少新的理论成果。

　　记者：镜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应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唐双宁：我认为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依然应当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也不是邯郸学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就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首先应当认清中国的金融特色主要囿于中国的经济特色。中国经济的最大特色就是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的特征明显，表现在金融领域就是二元金融。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就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中国二元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性、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加速解决的紧迫性;充分认识货币政策与经济的高度关联性、货币政策作用的两重性和科学掌控货币政策的高难性;充分认识金融风险的破坏性、金融隐患的潜在性和加强监管保持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当前金融工作基础的薄弱性、金融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和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所有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又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下来推进);充分认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迫切性、真正融入的艰巨性和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坚持金融工作政策要有"度"，风险要可控，改革要深化，基础要加强;对外开放要稳，对内调控要"异"(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农村、西部要活，通过统筹规划、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长期努力，实现二元金融共同发展，逐步合一。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既需要通过金融理论的创新来支撑，更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金融理论创新正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不仅纵向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精髓，而且横向吸纳了并将继续吸纳人类社会一切关于发展的有益的思想理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的国情，通过金融理论的创新，学习国际上一切有益的经验，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