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食鸦片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甚至形成一种独特的鸦片文化。尽管张作霖本人也吸食鸦片，但他能充分认识到鸦片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告示说：“如今鸦片烟，国家刚在那极力禁止，不知道什么缘故，又添上一种打吗啡，真是无奇不有了……要知道，人的身体，本是万事的根本，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不能保家，焉能保国？我们奉天，左盘右算，就是这么几个人，要是有一部分都弄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请问我们这日子，还有一个过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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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白话文告示最后说：“总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时候，要把我们家乡的事情，弄到好处，不过就是几句话。一面把有利的事情，办了出来，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规规矩矩的，不要胡闹，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够有点希望。所以，我在这立法之初的时候，把这些要紧的言语，老老实实向你们大家说，我们同乡父老子弟，能够体贴出来这种苦心，遇事再肯帮我的忙，这更是我们俩人的希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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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有因 copyright dedecms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起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而是事出有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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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张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不仅张作霖本人，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代表的早期奉系军阀集团成员，整体文化程度都很低。在这五人中，张作相曾读过三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汤玉麟读过两年私塾，张景惠读过两年私塾，孙烈臣读过三个冬天私塾，吴俊升则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文言文的苦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其次，白话告示能让自己的施政方针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清楚能够“马上打天下”但未必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文是难以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明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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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敢作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copyright dedecms
胡适和张作霖 dedecms.com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织梦好，好织梦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以破除旧有形式的桎梏。他还主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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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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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copyright dedecms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内容来自dedecms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通篇看下来，简单，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化，只要是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能大致领会其中的意思，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本文来自织梦
实际上，白话文古已有之，宋代便有了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可以算是第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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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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