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个国家在共同书写那个时代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的同时，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赵文化便是由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培育出的一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千百年来，赵文化在其所根植的故赵土地上继续流传，影响着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同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与价值观念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赵文化的历史渊源
赵文化虽是战国时期赵国创立的文化，但它的源头却不仅限于战国，也不仅来自故赵这片土地，因为赵国的建立者赵氏早已存在。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赵氏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虞夏之际，那时赵人与秦人共同的祖先尚居住在今鲁西南的菏泽地区，属于所谓“东夷”的一部分，其首领皋陶、伯益曾先后在尧舜禹领导的部落联盟中任职，并曾佐助大禹治水，他们的后人迁移到晋陕一带居住，但始终未曾完全抛弃旧的信仰和习俗，直到战国时期，赵人的墓葬习俗，包括墓向与葬式，还与秦人保持一致，而与东夷先民的葬俗相同。赵氏的祖先又曾历仕商周二朝，其受到商周文化的熏陶亦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赵文化更多的源泉却是来自春秋时期的晋国。约当两周之际，赵氏祖先去周适晋，并很快发展成为晋国内部著名的卿族，以至最后与韩、魏两家三分晋室。这期间，他们既是晋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晋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晋文化是当时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从晋国继承下来的也是华夏文化。但晋文化毕竟与春秋其他各华夏国家，如齐、鲁、卫、郑诸国的文化有所差别，因为晋人一直处在与戎狄打交道的环境中，使晋文化除了具备华夏文化讲求礼仪道德的精神外，还具备刚健尚武及善于与其他非华夏之民相互包容等特殊的气质。恰好，由于三分晋国以后的赵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晋文化中的这一部分特质主要赋予给了赵国，成了赵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赵文化的第三个来源是北方诸少数族群，即所谓戎狄。赵国所统治的民众中就有不少人由这些少数族群组成。还在春秋时期，晋国向北方“启土”的过程中，就不断有居住在晋国北部，包括今晋中、晋东南及晋陕交界一带的北狄族民，连同他们的土地一齐被纳入晋国统治的范畴，而这些地方后来大多数变成了赵国的领土。进入战国以后，赵氏统治集团更加紧了向四周，尤其是向北方和西北方向扩张领土的步伐，如赵襄子时期对北方代狄的吞并、赵武灵王时期对林胡、楼烦的征伐和对白狄中山国的兼并等等。这些少数族群部民既然成了赵国的一部分，必然要将自己的文化带入赵国，从而影响到赵文化的构成。
赵文化的历史特征
上述赵文化产生的多源性，决定了赵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与中原其他地方文化不一样的特征。诚如有学者所谓，赵文化的构成包含有中原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内地农耕文化及北方畜牧文化两重性的特点，它是在继承晋文化的基础上，在战国这个特定的时代及赵国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实现的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可以说是在宏观上对赵文化特征的总体把握。从赵文化的这个基本特征出发，我们又可以观察到赵文化在政治、经济、风俗习尚及学术思想上的一些具体的特征。
从经济结构上看，赵国并非建立在单纯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重视农业，亦重视畜牧业与工商业。它既拥有大半个华北平原及太原盆地这样重要的农业区，又拥有代地及晋陕高原这样的宜牧区。它“崇本”，但并不“抑末”，像邯郸郭纵及卓氏这样著名的工商之家可以在赵国土地上以冶铁致富，且“富至千金”，阳翟大贾吕不韦也可以在这里从事贩贱卖贵的商业活动，搞他的囤积居奇。甚至所谓“奇枝淫巧”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立足之地，史书称这里的人民喜欢“作巧奸冶，多弄物”就是证明。
赵文化体现在政治上的特点，一是整军尚武。赵国的建立，即是靠武力打拼出来的。由于赵国所处的被列国包围的地理位置，它不得不成为一个“四战之国”，以至“其民皆习于兵”。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改革，唯有赵国是主要针对军事制度进行的。赵国军事人才辈出，前有廉颇、赵奢，后有庞煖、李牧，甚至齐国的田单及燕将乐毅也一度投往赵国为其效力。以是，赵才在战国后期成为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国家。其次，是赵人的崇法贵势。还在赵氏担任晋卿之时，就有赵盾在晋国开展的“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的整饬晋国法制之举，又有赵简子主持晋国“铸刑鼎”之事。分晋以后，赵人沿袭了重法的传统。在战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重法又必先重势，即要维持君主的威势。在这方面，赵国出现了主张贵势的法家代表人物慎到。从现存赵都遗址遗迹看，也颇能显示当年赵王的赫赫威势。虽然赵都的规模不见得是列国最大的王都，但它的王宫的规模却是列国中首屈一指的。今赵王城内存留的当年赵王宫殿基址的龙台，其高度与占地面积，在现存各国宫殿基址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赵国的学术思想，亦体现了赵文化的风格。赵国大师级的学者实多具有追求法治与势治的思想倾向，慎到的势治理论自不必说，荀子虽号称儒家，实际是引法入儒或内法外儒的思想家。至于公孙龙子倡导的名家学说，亦包含了“循名责实”的内容，这与许多法家的理论是相通的。其他由赵人撰写的学术著作，有《毛公》，属名家;有《处子》，属法家;有《庞煖》，属兵家。要之，在赵国似乎很难找到鼓吹温柔敦厚、提倡礼仪教化的纯粹儒家理论。
至于赵地民风民俗的特征，根据《史记·货殖列传》，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好气、任侠，性情剽悍;二是善“仰机利而食”，即依靠机智灵巧的手段谋求生存与物质利益，为此而不甚顾及名节。关于前者，《史记》称，赵北部种、代一带的居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赵、中山一带亦“民俗懁急”;关于后者，《史记》的描述更加直接，称赵、中山之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偏诸侯”。此与一般安心农桑，注重礼仪名节的华夏之民大异其趣。
赵文化的历史价值
赵文化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以为尤可注意的是其中的下列内容:
一是它的改革图强的精神。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变法图强，但以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最具改革创新精神。因为这项改革涉及到华夏民族传统的衣冠服饰，改从胡人的服饰。众所周知，自西周以来，华夏之人都是把自己摆在文化中心的位置，认为华夏文化最具优越性，并且认为华夏文化很大程度就体现在其衣冠服饰上，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只有用华夏文化去“变夷”，岂有自己变于夷的!赵武灵王此项改革触及到夷夏观念的根本，势必要招致很大的阻力。然而他站在为国家图富强的立场上，以极大的勇气打开了这条改革之路，率先胡服，取得成功。这场变革使赵国一跃成为山东六国中最具军事实力的强国，赵武灵王也以其首开向胡族文化学习之功，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
二是它所具有的和合与和谐的精神。赵文化本身就包含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内地农耕文化与北方畜牧文化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又可再分出若干不同的亚文化，如北方畜牧文化可再分为半农半牧文化与游牧文化，等等。如此众多不同的文化长期包含在一个共同体内，彼此和谐共处，互相影响、互相吸纳而渐趋于融合，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种和合精神反映在赵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则是他们相互间的长期和谐共处。当然，赵国境内各族间的和谐共处，又是与赵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不可分的。与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许多华夏国家和华夏精英奉行的“外夷狄而内中国”、“严夷夏之辨”的主张不同，赵国统治者更多考虑的是在增进与各个狄族之间的往来交流，尽管这样做的目的往往伴随着赵统治集团领土扩张的考虑。为此，赵统治集团每每与狄族之人联姻。见于记载，赵盾之母为狄女，襄子之母为“狄婢”，其姊(即赵简子之女)“前曾为代王夫人”，襄子本人更娶西戎空同氏之女为妻，等等。
三是它所倡导的忠勇为国、舍生取义、为国家利益不计个人牺牲的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的有关赵国历史发展的事件、人物，尽管有可能有后人添加、改动的成分，但至少都见于《史记》的记载，历经两三千年人们的传颂，早已深入人心，成了赵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至今仍深深地感动着我们的民族。如公孙杵臼与程婴为了保全赵氏孤儿，一个宁愿以自己及自家孩子的性命换取赵氏孤儿的安全，一个宁愿背负骂名，含辛茹苦地抚养赵氏孤儿成人;如赵奢之为田部吏，为国家征收租税而秉公执法，为此而敢于得罪权贵;如蔺相如为了保全赵国价值连城的宝物和氏璧，而敢于面对汤镬，在秦廷上与秦王周旋，最终完璧归赵;如蔺相如与廉颇之间的将相和，双方都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一个能忍辱负重，不计个人恩怨，一个能闻过辄改，勇于负荆请罪。凡此种种，皆可以作为今人效法的楷模，并皆有利于我们的道德文化建设。（沈长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