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人保部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农民工大约为2.25亿，其中有1.4亿是异地流动。农民工数量大约占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一半。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同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都是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率和留守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农业现代化步伐。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这与世界上工业化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基本吻合，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描述的过程也大致一致。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被忽视了，在学术界也没有受到广泛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第一个问题是，我国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年轻的、有文化的、男性为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呈现低素质化。据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154个村10636户调查数据，外出务工人员11946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5.4%，相应地，留守农民占54.6%。在这些留守农民中，女性多于男性，妇女所占比重高达56.2%;其次，留守农民年龄偏大，41-50岁、5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的占留守农民比例分别达41.4%，26.1%，两者相加达到67.5%。再次，留守农民文化程度低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62.9%。我国其他地区的调查数据与湖北长阳的差不多。这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持续了20多年之后，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多转移出去了，留在农村的留守农民呈现出低素质化倾向。这与刘易斯模型描述的情形大相径庭。实际上，刘易斯、拉尼斯、费等二元经济模型建造者都是把农村劳动力看作是同质的，也就是说农民之间没有文化差别、性别差别、年龄差别，他们的生产率是相同的，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城市非农业部门时，留在农村的农民数量相对或绝对减少了，但暗含假定这些留守农民的素质不会下降。这显然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不符。
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几乎都是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据湖北长阳的调查数据，11万多外出打工人员大都在建筑业、采掘业、手工业、电子电工等制造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业、保洁保安等行业工作，几乎没有人在正规部门就业;他们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辛苦、报酬低下、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程度低。这与刘易斯等人描述的情形也完全迥异。刘易斯等人假定城市是充分就业的，只有农村存在隐蔽性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很快就能找到工作。他们没有区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这暗含假定流入城市的这些新人与现有城市工人一样，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托达罗对刘易斯模型提出了质疑，他假定城市存在着失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因此，他认为流入城市的外来者暂时可能在非正规部门找到一个临时性工作，但最终会在正规部门找到一个正式职业。实际上，托达罗论述的情况虽然比刘易斯进了一步，但仍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不符。
我国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者除少数之外绝大部分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不可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即使在城市呆上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也是如此。原因很多，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些农民工相比城市居民，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要低，因此达不到城市正规部门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二是城市正规部门设了许多不合理的就业门槛，譬如要有城市户口等，这就把很多农民工排斥在了正规部门之外。这一条可能是主要原因。
第三，我国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大部分不是他们所工作的城市的正式居民，而仍是农民身份，即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仍然也只能拥有一个暂住证。农民工这个概念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者的身份特征: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说他们是农民，是因为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而不在城市，不是城市居民;说他们是工人，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里做工和经商。农民工这个概念在发展经济学中是找不到的。在刘易斯模型中只有人口流动这个概念，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这种流动是永久性的，即农民一旦流入城市就变为城市居民，再也不具有农民身份，他们是不会再回到农村去的。
我国这种乡-城劳动力转移非完全意义上的人口流动，是与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相关联的。一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把大量农民排斥在了城市大门之外，使这些在城里做工的农村劳动者无法在城市安家立业，而眼下这种城乡分割的制度虽已逐步放松，但仍未完全放开;二是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凭借他们微薄的收入无法在城市购买昂贵的住房，而城市所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不仅杯水车薪，而且还基本上把农民工排斥在外;三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使农民不愿放弃承包地，因此无法割舍与农村的联系。在这三条原因中，第二条可能是主要的。
最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越来越大。按照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20%以下时，该国经济就可以说实现了工业化。我国目前仍有40%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因此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还很大，但要把这些仍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已越来越困难了。如前所述，我国农村留守农民呈现低素质化，年龄大、文化程度低，且女性较多。即使有大量非农业就业的机会，但由于自身素质低，这些留守农民也无法转移出来。这就是说，我国在存在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时，劳动力转移将会停止下来，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劳动力转移陷阱”。这种现象在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是不存在的。刘易斯模型只考虑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越多，最终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完全吸收，于是二元经济就会消失，工业化就实现了。拉尼斯-费模型除了考虑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之外，还考虑到农业与工业平衡增长问题，即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要保持相应的增长，使粮食供给的增加能够满足全社会对粮食日益扩大的需求。如果粮食供给能够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劳动力转移就可以顺利进行，一直到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但拉-费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越来越低的问题，因此也没有考虑“劳动力转移陷阱”问题。
以上讨论的我国劳动力转移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发展经济学未曾考虑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未曾发生过或不太严重。这些问题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它们给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已经或将要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如果不认真研究和采取相应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将会受到阻碍。(郭熙保 黄灿/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