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名片】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主要著作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二十世纪英国》、《英国通史》、《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世界现代化进程》等。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史学传统，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却非常年轻。中国史学传统中没有“世界”的概念，这和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有关，也和世界各地区长期在地理上相互隔绝、互不相通有关。中国人对外国历史的了解一直很贫乏。但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一批知识分子有惊于民族危机，开始注意西方的历史文化，试图从中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由此开始了对外国历史的了解。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就是从这时萌芽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世界史”具有特别的含义，它是指除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历史，其实指的是“外国史”。这与其他国家大不一样。在其他国家，本国史都是“世界史”最重要的内容，但中国文化传统中“世界”概念的缺失造成“世界史”传入中国时，变成和“中国史”相对应的领域。因此，中国历史学有两个大分支，一个是“中国史”，一个是“世界史”。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迅速、不断成长。
世界史学科的起源
严格地说，中国人对外国历史的了解始于鸦片战争后，《四洲志》和《海国图志》是开端之作。此后，对西方的介绍逐渐多了起来，目的是探求西方富强的原因，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强之路。许多西方的历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泰西新史揽要》、《万国通史》、《万国史略》等。翻译者往往怀有深厚的现实关怀，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德国国家统一、日本明治维新等，都是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被介绍进来。中国的“世界史”在其初起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这个特点一直传续至今。
对世界史的研究工作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一批中国留学生去欧美学习，其中有一些专攻“西洋史”，成为中国第一代的“世界史”专家。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学位论文往往与中国有关，其研究领域一般是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因此世界史学科中起步最早的就是这些领域，而这些领域也最早产生了优秀作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虽说很多，但时代责任感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命运刺激了中国留学生，他们要探讨历史的真实，揭露列强的侵略行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史却未能在这个时期真正建立起来，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战争的影响，时局动荡，研究外国历史的条件尤其不具备；二是中国历史学还没有做好准备，尚不能接受“世界史”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少留学生回国后就改做中国史研究，成为中国史专家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是世界史学科诞生、成长的时期。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世界史从无到有，度过了它的襁褓与幼年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史学科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确立了它的独立学术身份，被中国学术界接受为“学科”；二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学科诞生之日就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特征。这两个突破都与苏联的影响有关。
从学科门类角度说，苏联历史学是包含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在这一点上它继承了西方的史学传统。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很快建立起来，不仅在大中学校开设世界史的独立课程，而且迅速建设人员梯队。老一辈学者中曾在国外学习外国史的开始“归队”，年轻学生则被派往苏联学习世界史，或者在国内接受苏联专家的指导。各大学都普遍建立了世界史教研室。在大学招生目录上，“世界史专业”也和“中国史专业”并列。
作为新生的学科，世界史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方面具有优势，因为它没有传统包袱，又直接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就提出，要“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1953年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号召广大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对各学科的指导地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生的世界史学科确立了向苏联历史学全面学习的方针，由此迈出了学科发展的第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并不存在，有关世界史的研究也寥寥无几，且基本集中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史研究的范围极大扩展，已涉猎世界很多地区——虽说还基本上是以《世界通史》教科书的形式涉猎，并且以苏联教科书为母本。从研究领域看，也不仅仅局限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领域，欧美历史上的许多内容包括工农运动和民众反抗、西方殖民扩张、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成了世界史研究关注的对象。学者们特别注意的课题包括：17世纪英国革命、18世纪法国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殖民帝国、拉美独立、德国统一、世界大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在成果形式方面，除了通史类教科书，研究型的论文和专著也有出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吴晗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在上世纪60年代问世，形成了对世界史知识的群众性普及。
但在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内容方面完全以苏联教科书为依据，无论选题还是观点都照搬苏联。研究的范围因受到苏联教科书的限制而相对狭小，只是集中于苏联学者感兴趣的若干问题。同时，作为新兴的学科，其独立研究的能力也有待加强。这些不足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它新生幼嫩的表现，在以后的成长中逐步得到了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巨大进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学术研究迎来灿烂的春天。世界史学科越过它的幼年期，进入青春成长阶段，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快速的成长与学者们辛勤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时代的推动作用显然更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快步走向世界，中国人要放眼世界、发展中国。在这样的时代要求面前，世界史研究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因而自萌生之日起就与生俱有的时代责任感在这一时期就表现得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表现出关照现实、为中国现代化服务这一鲜明的学科特征。世界史研究者们强烈意识到中国正处在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因此他们的研究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历史学从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优秀传统。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我们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的进展时，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时代脉动。比如，在近现代史领域，许多研究围绕各国现代化进程探讨其成败得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照。在上古、中古史领域，学者们开始探讨人类过去的种种制度和活动与所谓的“现代性”有何关系。哪怕是讨论纯古代的文化包括宗教、哲学等，也都包含着对现实的关怀，因为当代许多现象是和文化传统相关的。而有关当代社会、政治、经济课题的研究，当然更具有现实感。比如，美国的霸权是如何形成的？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课题，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仅仅是历史。有关福利制度的研究更具现实性了。而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土地制度的变迁、资本形成的过程等的研究，虽说都属于经济史，但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总之，“世界史”眼界中的世界历史，绝不仅仅是世界史，而是像人们常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与以往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选题范围极大扩展，研究内容已涵盖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除了上面所举的一些课题，还包括了家庭、环境、性别、心态等方面。在地域方面也扩大为世界各地区，不再限于欧美少数几个国家，像巴西、加纳、瑙鲁这些国家的历史都会有人涉足。在古代史领域，人们不再 “言必称希腊罗马”，也出现了拜占庭、波斯甚至赫梯学研究，这些学问哪怕在世界学术界也都是“绝学”。30多年来世界史的研究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飞跃，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改革开放后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保证了学术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的人员梯队也不断壮大，从“文革”结束时的青黄不接发展为现在的初具规模，其中研究生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世界史学科已形成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培养体系，在20多所大学有博士或博士后培养点，可以保证学科的后继有人和持续成长。
学科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也是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像世界史这样的学科，没有国际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世界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地融入国际学术界。从“文革”刚结束时几乎完全的封闭状态到开始了解国外动态，再到可以和国际学术界对话、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学者走过了一条艰难奋争的路。当然，路还刚刚开始，要想在国际讲台上锵然有力，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还需要付出更艰巨的努力。
世界史学科学术成果丰硕，是这一时期又一个应大书特书的亮点。改革开放之初，很少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世界史著作，当时最知名的世界史书籍应该是从苏联教科书脱胎而来的《世界通史》。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永远过去了，由研究而成的世界史专著接连不断出版，有些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关注。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史学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相比其他学科，世界史学科小、人数少，受到的重视不够，这与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符的。二是世界史学科还比较年轻，积累不丰，基础不厚，而它的研究难度又相对较大、要求更高，想走到国际学术的前列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三是世界史学科涵盖的面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对目前还无人涉足的世界许多地区应该进一步关注，研究内容方面也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四是公众的理解不够，对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给学科的发展造成障碍。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再过几十年，当人们再一次回顾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时，它应该已步入成熟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钱乘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