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追溯这一价值观念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无论是西方文明的奠基人——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东方文明的圣人孔夫子，都把“教育公平”、“法律保证公民的教育权利”、“有教无类”作为人类理想社会的基础，但这一先人的理想，在近现代才开始成为社会变革目标，各国已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努力。

　　美国建国后实现教育公平的努力历经多年，大的举措就有公立学校运动、进步教育运动和免费学校运动等。肇始于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胜利后的一百多年里，学校种族隔离都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直到50多年前民权运动兴起，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违宪，这一状况才得到彻底改变。日本的国民教育公平也经过了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完善：明治初年，文部省就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了近现代第一部教育法《学制》，要求“务期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之后，义务教育免除学费、公费供给教科书、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化等目标渐次实现。二战后日本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又规定，国立、公立、私立学校均属于国民，具有公共性，教师要为全体国民服务，“义务教育全免费制”也写进了《日本国宪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号称尊孔的历代朝廷都没拿教育公平当回事，办学、读书多是民间行为——私塾，学习是个人博取功名的私事，这一思维影响至今。国民教育制度的引入始自晚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大规模实施。社会动荡使得这一努力充满坎坷，纵有长足进展，仍与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差距，我们对实现教育公平所需作出的不懈努力要有准备。

　　以色列把教育公平作为立国之本。一个苏联的犹太艺术家申请移民，他会被告知，以色列国家小，养不起很多艺术团体，不管你的造诣有多深，只能改行做工或街头卖艺，但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国家会包下来。以色列对穷孩子有很多照顾：家里挤?社区图书馆里会给你安排一个限时固定座位做作业。没钱?发给你一张体育活动免费卡。多年前，笔者访问期间，特拉维夫—雅法市教育局官员说正在考虑给有3个以上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免费发放一台电脑。日本的教育公平要求很高，据说无论在东京市区，还是在北海道乡村，规模相同的两所小学，校舍、设备条件，甚至外观都是统一标准。公平的理念在日本教师当中深入人心，央视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在日本一所小学拍片，镜头停留在一个学生身上五六分钟，就有教师来提醒：先生，我们的学生都是好孩子，请你多拍几个人。

　　可见，实现教育公平除了革新制度，改善外部环境外，还需要教育乃至社会意识、理念的更新。爱每一个学生说易做难，不要说嫌贫爱富有违师德，就是把孩子分成聪明孩子、笨孩子，乖孩子、调皮蛋，好孩子、坏孩子也有悖于公平理念。笔者曾读到一篇教育言论，提及“如果一个孩子不擅长琴棋书画，但是他道德完备，就不是一个好孩子吗?”笔者想再问，如果一个孩子道德不完备，他就不是好孩子啦?道德完备能作为苛求孩子的标准吗?未成年的孩子，调皮、多动、搞恶作剧、不知深浅都是正常的，否则还要教育干什么?把孩子从小就分层划等，那些被认为是笨孩子，不听话的孩子，老师不喜欢的孩子，成绩不靠前、升学无望的孩子，从小就得不到公正待遇，被边缘化，这对孩子的成长乃至人生的戕害，对社会造成的隐患都是不可小视的。

　　实现教育公平也不是教育界一家的责任，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当年如果没有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没有马丁·路德·金牧师等志士付出血的代价，美国消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就很难成功。同样的道理，当今中国实现教育公平，也离不开缩小城乡差距、职业差距等实现社会公平的系统工程。改革就意味着机会、资源的再分配，必然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离不开公众的支持。笔者曾发问，为什么许多家长抬头痛骂应试教育折磨孩子，低头又去领着孩子报班加课，去钻营加分的门道?一位高学历的年轻妈妈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不就是这样上来的吗?”这类思维不破除，改革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