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统文化的近源是京师文化，京师是个政治概念——首都。也是个社会概念，以清代而言，就是“内八旗外五城”两大社区。社区文化的形成，以人口构成为主体，特定的人口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制导下形成了社区。社区固定在一定的地域，社区文化也就受到了地域因素的影响。北京传统文化是社区文化，京师社区的人口可划分为两个大群体。一个是主导群体，皇帝、贵族、官僚、书吏、会试举人、清代的八旗集团均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经济特征是由国家供养。另一个群体是为主导群体服务的群体，商贾（由富商至小贩）、仆役、工匠、佣工……均属于这个群体。既然是服务群体，当然离不开服务对象，这个群体的经济特征是依附于主导群体。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可喻之为坐轿子的和抬轿子的之间的关系。上述划分是撇开政治、经济、地位的划分，所以称之为“群体”。两大群体的经济特征也就构成了京师经济的特征——消费经济。由于京师人口不是吃皇粮的人，就是为吃皇粮的人服务的人，所以京师人口的政治特征是关心时事，京师人的利益和政局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京师人口构成的特征是很难形成土著居民。皇族要“分封就蕃”；官员要“致仕还乡”；会试举人中与不中均是“京城过客”；商贾发财后要回乡“造屋置田”；“打工仔”来京的目的是挣些银子“归根成家立业”。上层、下层均不定居，京师的政治原因是京师是个是非之地，致仕还乡是朝廷定制，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经济上的原因是“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师人口，在京师一“游”之后，又回到全国各地。直到清廷移鼎燕京后，八旗集团才成为了定居京师二百六十多年的“老北京”。

　　京师人口政治、经济的特征决定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北京传统文化是在辐凑辐射的过程中形成的，总体讲，可概括为兼容性、包容性、混溶性、集大成性、正统性、稳定性。北京建城之后，其发展的历史于空间上没有改变过，于时间上没有间断过，所走过的轨迹不但完整，而且清晰，所以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实可谓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正统所在，正气所钟，与时变进，影响全国。

　　论及京味文化，有京味即舍味（老舍），舍味即旗味之说，此说诚然有些以点代面，但旗味确实是京味强劲的近流。清廷移鼎北京后，将内城非旗籍人口一律迁往外城。把内城变为一座兵营，由八旗官兵携眷驻防，号称京旗，人口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六十余万，在内城形成了京旗社区，外城是明京师的延续，人口可达三十余万。从整体上来讲，外城人口相对稳定，从个体上来讲，总是处于流动之中，很难转化为长年定居的人口。清代实行旗人、民人严格区分的政策，不但分区居住，在行政管理上亦各成体系，在法律的制约下、政策的制导下，就形成了内城、外城两大社区。内城京旗社区的文化体系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宫廷府邸文化和平民文化。宫廷府邸文化的特征是“满汉合璧”，合璧的实质是满文化凭借着政治优势在形式上“半璧生辉”。平民文化即内城的市井文化和胡同文化。由于京旗集团的寄生性，其特征是闲人的休闲文化，其市井表现形式是鼓楼文化。外城社区的文化体系可分为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士大夫文化又称宣南文化，其市井表现形式是琉璃厂文化。平民文化的下层表现形式是天桥文化，由于外城平民的下层是为了生存而奔忙的人，所以天桥文化的特征是忙人的休闲文化。外城平民的上层是商贾，平民文化的上层表现形式是前门商业文化。由于北京是直接消费市场，所以经营特征是质高、价高，前门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同仁堂、瑞蚨祥等老字号的企业文化。

　　进入二十世纪后，清廷满汉分城、分治的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士大夫阶层开始移居内城，首选的卜居之地自然是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俱佳的什刹海地区。辛丑条约签定后，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东单、王府井一带，近代商业开始兴起，其繁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地区“繁荣娼盛”，发展成了“红灯区”。辛亥革命后，德胜门内的正黄旗驻地、安定门内的镶黄旗驻地迅速平民化。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国务院、各部署大多开府西城，民国新贵们纷纷在西城建宅起邸。于是，形成了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之说。但这并不是形成了新的社区，而是人口迁徙的趋向，亦是文化发展的趋向。上述趋向给四城区的文化氛围以重大的影响。

　　“西贵”之说表面上是民国新贵多居西城，“地以人贵”，其实质是科举制度废弃后，宣南文化哀，什刹海文化兴，“地以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