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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回顾和研究目标
从经济转向政治：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
工人觉醒的重要一环：组织政治团体
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为建立、维护中华民国而斗争
学术史回顾和研究目标
把中国工人运动史限定在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显然是很狭隘的观念。一般而言，对于中国工运史的研究，中国学者，包括为数不少的海外学者，往往倾向于从政治传统的角度进行，即倾向于将工运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为了说明工人斗争和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倾向于给工运史作十分狭窄的定义，仅限于中共领导下的那部分工人运动的历史。[1]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工人群众运动是党领导的整个革命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工人群众运动史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工运史就应该研究整个党史中的这个‘一部分’”。[2]在这一时间框架的限制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将五四运动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形成的开端，而将此前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工人政治觉醒的程度加以低估甚至忽视。回顾工运史研究，这种思想十分流行。
例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六三罢工),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显然与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3]
到新中国成立后，赵亲、刘立凯、王兵等人都把五四运动以前的工人阶级定位在“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一角色上。赵亲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中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提出自己的正式口号和斗争纲领，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运动。”[4]刘立凯、王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乃是以历史流传下来的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民间秘密结社，同乡关系的帮口(如上海工人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为活动中心，或者完全是自然性的，斗争的要求一直限于改善自身的若干经济状况。”[5]
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观点一如既往，《上海工人运动史》一书的作者说:“在五四运动中，以上海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六三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6]
不仅如此，国外许多研究中国工运史的学者也流行着类似的观点，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仅仅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而且他的眼光仅仅局限在上海新式产业工人身上，对传统工人缺乏关注。[7]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流行所谓“新工人史”，将工人研究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工人生活。其代表者是爱米莉·霍尼格（Emily Honig）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和盖尔·赫尔沙特（Gail Hershatter）的《天津工人，1900-1949》。[8]1993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认为“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开始把中国工人放在“近代中国”的总体框架内加以研究，别开生面。[9]
与大陆方面既相对立又相类似的是，台湾方面将中国工人运动史作为国民党党史的分支，其代表作为马超俊主持审议、任公坦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劳工运动史》，[10]该书系“资料性通史”，时间跨度为从晚清至1957年，有学者评论说：“如其编著者的身份背景显示，都是采取正统的国民党主流派的政治立场，对中共在工运的一切作为提出极严峻的抨击。”[11]不仅如此，该书对工人阶级自身的独立性也同样缺乏关注。
对于中共对中国工人阶级觉悟提高的巨大影响与作用当然要予以肯定。但是大部分学者所默认的中国工人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对于党史或许是适合的，对于研究总体的工运史则不足为据。我们认为：从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能够独立活动于政治斗争的舞台。下面即以20世纪初“工商业最为发达，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上海作为视角加以论证。
二、从经济转向政治：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
据统计，1894年时，上海的近代产业工人共有3.6万多人，约合同时期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46%-47%。[12]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正式允许外国在中国设厂，其后近20年，随着外资企业的迅速增长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产业工人队伍也日见壮大。据现有资料分析估算，截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现代产业工人的数量约为14万-15万人。[13]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给予整个中国以巨大的震动正如列宁所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已经获得自由，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说是已经由酣睡进到光明、运动、斗争了。”[14]辛亥革命成为上海工人历史的转折点。虽然其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他们已产生了独立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和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罢工的数目显著增加，产生了由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年间，大规模的行业性同盟罢工和跨行业同盟罢工风起云涌，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行会帮口的限制。
1902年-1911年的十年间上海熟练工人罢工11次，而1912-1914年三年间罢工达16次之多；同期，上海非熟练工人在1902年-1911年的罢工为16次，而在1912-1914年的三年间，罢工达11次。[15]1912-1914年这三年的罢工已决非单纯的要求增加工资之类的经济罢工，而是包含了成立工会，掌握雇佣权利为目的的政治性罢工。例如，1911年11月上海光复期间，“电报生罢工支持革命”。[16]1912-1913年间，缫丝、翻砂、豆腐等行业工人在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下多次举行罢工。1912年7月，翻砂业工人要求成立工会而发动罢工。[17]并于1913年2月再次罢工，要求掌握雇佣权利。[18]1917年3月，印刷业工人也为了成立工会而进行罢工。[19]等等。
与此同时，同盟性罢工这种高级形式的罢工也成为一种风潮。1911年8月，晋华、锦华、协和、长纶四家丝厂的2千多女工举行联合罢工，抗议协和厂买办任意削减工人工资和压迫女工。1912年7月，上海翻砂工人反对厂主所定工作时间，要求成立工会，举行同盟罢工，取得完全胜利。[20]1912年10月，沪北漆业工人接连数次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基本上取得了胜利。[21]1912年12月，上海银楼业工人同盟罢工，要求将工资加足十成。[22] 1912年11月，小木作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同盟罢工，罢工的第一天，参加者达7000人以上（一说为4000人），坚持到1913年1月30日，终于取得增加工资一成的胜利。[23]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年里，沪上报纸不时惊：“上海南北市各业工人。近来纷纷同盟罢工，要挟加价，甚至酿成极大之风潮。”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同盟罢工超越了行帮的界限。1914年11月，上海水木锯沪宁绍三帮工匠,打破行帮的限制，联合罢工，他们声称：“沪宁杭三帮水木锯匠公议，定于是月初二起一律停工，即于初五日，各司在鲁班殿议事，本欲事先关照董事数封信，迄今回信毫无。故而于初五日，各做手在殿议事，有副董事薛宝祥至三铺地界警察局内控告。故而局中使警察数十余人到殿所，拿洋枪铁棍，将各做手乱挡（按，吴音“挡”即“打”之意），将做手挡得血淋，身受重伤，然而我辈同人受如此不白之冤，所望各做手即于初六日一概罢工，等工钱议妥，再行开工。如若各做手再不齐心罢工，我辈等以后还要受冤枉之累。再者开水、木业之作头，均是做手出身，何必将吾辈做手刻薄到如此情形。涨工银因为各物昂贵，做手实难度日。如若再不加工钱，以后各做手只有求乞而矣。祈望各做手合力同心，切不可动工。如若再开工者，畜类多不如。特此布闻。”[24]
当时在上海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它们不但不是阶级的组织，反而，它们被业主和政府利用来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破坏。被这种封建组织所灌输的非阶级意识和狭隘的地域观念,极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统一斗争。辛亥革命后突破行帮限制的同盟罢工，表明了工人对自身共同阶级利益的认识,形成了统一的斗争目标。
三、工人觉醒的重要一环：组织政治团体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人开始组织起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领导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表明了工人阶级独立阶级意识的形成。
上海工人在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建立新式团体的必要。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开始出现了一些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25]1912年1月，徐企文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4月，上海缫丝女工金闺凤等组织缫丝女工同仁公会；5月，江南制造局工人成立制造工人同盟会；1914年上海码头工人成立“裕后社”；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成立“集成同志会”。[26]其他还有银楼业工人的“工党首饰团”、翻砂业工人的“工党翻砂同义会”等。
我们这里主要谈谈以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工党成立于1912年1月22日，是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从它的组织成分来说，组织者徐企文系工人出身，他从小“衣食自谋”，妻子也“以手工度日”。工党的基本群众是机器工人和工场手工工人。对于其究竟是一种政党还是工会性质的组织，史学界多有争议，但本文不欲对此加以考证，因为无论是政党还是工会组织，中华民国工党的成立都表明了工人对其自身共同阶级利益的认识，以及在资产阶级党派团体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工人对本阶级联合的迫切要求。
中华民国工党组织了工人的基层组织，入党工人按职业单位分别组织起来，如上述翻砂业工人的"工党翻砂同义会"，银楼工人的“工党首饰团”，缫丝女工的“工党缫丝女工同仁会”等都是。
中华民国工党的宗旨和决议反映了工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中华民国工党章程”列举宗旨五项，其中前四项为：甲、促进工业发达；乙、开通工人知识；丙、消改工人困难；丁、主持工界参政。[27]无论其实际行动如何，这种阶段觉悟是前所未有的。
1913年2月，中华民国工党总部通过决议议定“关于规定儿童工作,成年人工作之时，星期(日)休业，最少数之工金，以及劳动保险，罢工律等十余种议案，各以美法等国为之证明，遍告各支部通过，并嘱每支部各预举代表一、二人”。[28]准备在国会开幕时组织请愿团请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一块里程碑——此举不仅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改善经济生活和待遇的要求，也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第一次力图通过自身政治团体在国会内的斗争来实现维护本阶级利益，充分反映了工人组织斗争形式的提高，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
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已不单单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其斗争有了较高的自觉性，并且斗争更激烈，更坚决。1913年“二次革命”前夜，徐企文等已经看到“时局艰难，刻下岁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 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南北矛盾公开化，且愈演愈烈，袁世凯专制自为，以军人为后盾，以金钱为前驱，企图一举消灭南方国民党。值此民主共和生死存亡之时，中华民国工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5月28日夜一时左右，徐企文乘大雨磅礴，手持“中华民国国民军”长方白旗，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号召，率领工人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但在此时，陈其美已经预先得知起义消息， 竟然秘密将此消息告知了制造局总理陈洛书，使其预为严防；陈其美还要求制造局官兵万勿参与其事。结果起义失败,徐企文被擒，后押至北京处死。之后一段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走向低潮。
通观该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中华民国工党组织的起义早于资产阶级的“二次革命”；(二)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陈其美幻想和平途径之时，工党已采取武装起义的决策与行动；(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相比，工党领导的工人斗争开始趋向更激烈，更坚决。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在自己政治团体的领导下，已开始了独立自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的追随者。
四、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为建立、维护中华民国而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积极参加武装起义，并积极参军助饷，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决心和支持民主共和的政治觉悟。
辛亥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堡垒。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制造局木工师傅莫宽、叶辛等人也参加了攻打清军的革命斗争。革命军进入上海后，把造船所四面包围，守卫的清军将大门紧闭，在内死守，革命军的进攻一时受挫，莫宽等人协助革命军将大门撞开，又带领革命军控制厂内天、地、玄、黄等八个火药库，得到很多枪支弹药，武装了工人。这样，制造局工人便和外面的革命军内外夹攻,逼使守门的清军缴枪投降，不久全厂遍插白旗，制造局攻下了。[29]
与此同时，上海的工人积极参军助饷。据《时报》报道：“本埠民国军克复以来，各帮人民投效者实属不少，昨有广潮帮工人一百余人齐赴军政府报名,愿充敢死团。”[30]《申报》则报道了工人踊跃助饷的消息：“制造局办事员司以及各厂头目，下至工匠，夫役人等，因民国临时政府将次成立，一切兴办事宜需款浩繁，特于前日共同集议，拟尽义务一星期，将所得体薪,悉数充作军饷。” [31]该局钳床、车床、铜匠木匠、翻砂匠、铁匠等行工人数百人踊跃捐款。[32]“海生”轮船帐房唐梅村等人还发起自由助饷会。
上海工人虽然工资低微，但他们知道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一点薪金，或是自己的生命来支持革命党反对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表明了工人阶级较高的政治觉悟。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的武装斗争，为后来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开辟了先河。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虽然完成了推翻清政府的短期目标，但是其民主共和的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长期目标未能顺利实现。随着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工人运动也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结果而低估了辛亥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之阶级意识以及政治觉悟的发生程度——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许多重大挫折吗？尽管当时的工人团体如中华民国工党身上可能还带有“黄色工会”、“工联主义”等诸多色彩，但五四运动之后的许多工会包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会不也是如此吗？辛亥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虽然有“追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表现，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运动不是仍然多有追随于国共两党之后的表现吗？这些现象，与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发育不完全，工人力量不够强大是有关系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曾经致力于“工人革命”、“城市革命”，但最后不得不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解释。
我们还要看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以往大量有关上海工人问题研究的论著来看，很多学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工人阶级已经基本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所以在结论中又给当时工人冠以“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样一种名目，只是一种历史习惯——为了迎合预定的政治框框。
注释：
[1] （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撰、朱槿译：《对中国工运史研究的初步认识》，《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79页。
[2] 张承民：《关于中国工运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问题》,《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4期，第7页。
[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页。
[4] 赵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48页。
[5] 刘立凯、王兵：《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学习》1951年第11期，第4页。
[6]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页。另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2页；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六卷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卷。
[7]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1968.
[8]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90-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9]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该书已经由刘平译成中文，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2001年8月。裴宜理是这样阐述其观点的：以往针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都是作为党史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这就往往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才开始，或者至多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根据此种流行观点，中国工人运动之诞生，只是在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对组织工人发生浓厚兴趣之时才出现。见中译本，第5页。
[10]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
[11] 陈明銶：《中国劳工运动史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特刊（1），1989年，第628-29页。
[12] 熊月之等：《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卷，第103页。
[13] 赵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
[14] 转引自李时岳：《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史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69页。
[15] 据当时《北华捷报》、《时报》和《中外日报》等报刊杂志整理。
[16] 《民立报》1911年11月8日。
[17] 《太平洋报》1912年7月15日。
[18] 《时报》1913年2月16日。
[19] 《时报》1917年3月31日。
[20] 《申报》1912年7月15日、7月17日。
[21] 《时报》1912年11月2日。
[22] 《民权报》1912年12月11日、18日。
[23] 《民权报》1912年11月24-29日、12月2日、9日，以及1913年1月份沪上各报。
[24] 《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3期，第121页。
[25] 李时岳：《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史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71页。
[26] 《中国工运史料》1960 年第3期，第143页、153页。
[27] 《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28] 《民权报》1912年7月11日。
[29]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5-676页。
[30] 《时报》1911年11月8日。
[31] 《申报》1911年12月5日。
[32]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0-686页。
（资料来源：田伏隆、饶怀民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岳麓书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