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然而，他很快被学生告知，新生月考不及格就要被学校退学。他因此知道学校的标准和自己的观念不同，如果自己不重新批分数，将有学生受其伤害。他马上与校方交涉，也不管是否因此得罪主事的领导，也不管是否因此坏了燕京大学的规矩，总而言之，他最终坚持到能够另批分数，使得全班没有一个学生退学。

　　1930年秋，36岁的钱穆北上北平，担任燕京大学讲师，为大一、大二学生讲授国文。当时没有统一教材，钱穆选用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一书，但讲课过程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在听课时临时申请老师来讲某文。这样做，无疑是对老师的考验，没有扎实的功底和广博的学问，无法这样教学。同时，这种讲法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国文的兴趣。

　　钱穆讲课，精妙绝伦，既能由浅入深，旁征博引，又能庄谐并作，妙趣横生。将知识与乐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在讲述国文的同时贯彻自己的精神，启发学生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燕京大学的讲课时间不到一年，却为学生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在国文系就读的李素回忆:“宾四先生精研国学，又是一位渊博多才、著作等身的好老师，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她还回忆钱穆在燕京讲台上的风采:“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并不太严肃，更不是孔家店里的偶像那么道貌岸然，而是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而且他确是一位擅长诱导和鼓励学生的好老师。”(关国煊:《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传》，出自台湾《传记文学》第57卷第4期)

　　当时，20岁出头的杨绛从苏州前往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曾与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钱穆结伴同行，也受到了一次特别的“教育”，可以印证钱穆此时的讲学特点。杨绛的回忆文字如下:

　　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火车走了好久好久，窗外景色不改。我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宾四先生说:“此古战场也。”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 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对此，有论者认为:“我们也可以将这段记忆看作杨绛随机给钱穆抽出的一道题，即这不是一个孤证，只不过火车开到这儿了。它还印证了钱穆说过的一句话:‘游历如读史、尤其如读一部活历史。’”

　　学生们喜欢钱穆老师，钱穆老师也非常爱护学生。在第一次月终考试中，钱穆按照在中学教书时的习惯给学生批分数。他的观念是:“分数无明确标准，仅以分成绩优劣。成绩分优劣，亦寓教育意义。优者以寓鼓励，但不宜过优，故余批高分数过八十即止，极少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劣者以寓督劝，故余在一班分数中必有低于六十分者，以为分数不及格只补考一次即可，然常不在五十分以下。”(《师友杂忆》)按照这一观念，学生中自然有不及格的。然而，他很快被学生告知，新生月考不及格就要被学校退学。他因此知道学校的标准和自己的观念不同，如果自己不重新批分数，将有学生受其伤害。他马上与校方交涉，也不管是否因此得罪主事的领导，也不管是否因此坏了燕京大学的规矩，总而言之，他最终坚持到能够另批分数，使得全班没有一个学生退学。

　　钱穆喜欢奖掖先进。他发现女生李素英《燕京大学赋》一文写得好，特加称赏。不仅写了密密麻麻的评语，而且当做范文在课堂上仔细分析。李素英之名，因此传播在燕大和清华两校之间。李素英后来改名为李素。钱穆后来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李素服务于书院图书馆，专门负责编英文书目。她在钱穆60寿辰时，又写《由祝寿想起》一文，回忆起老师燕大讲学时的情景:

　　提起宾四先生，我首先会想到他蔼然的目光，经常透露着深邃的智慧和热诚；和讲书讲得起劲时，那张涨得通红的日字脸，焕发着“自得其乐”的光辉。他讲授国文，在替古人说话之外，常常加上自己的新意，这就是一种吸引力，使我们这班学生不能不聚精会神去倾听的。他批改文卷也是那么精心细致，因势启发，诱导谆谆，我对于文学固然已有爱好的倾向，但我之敢于多所尝试，从事习作，宾四师也曾经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尤其是其中每一句批语，至今铭记不忘，它给予我无限的勇气与自信，这对于我的人生有着极大的裨益。

　　对于钱穆来说，到燕京大学任教，是他职业上的一大转进。他在这里收获丰厚，在环境优美的郎润园完成了《先秦诸子系年》的写作，并写出《周官著作时代考》、《周初地理考》等学术长文。在此期间，他的《墨子》、《王守仁》二书出版，《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第7期发表，他开始在北平这一大的学术平台迈出坚实的步伐，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拓展。他也给燕京大学留下了很美好的痕迹。在他的直言下，原来的“m”楼改名为“穆”楼，“s”楼改名为“适”楼，“贝公楼”改名为“办公楼”……如今，当我们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原在沙滩，后与燕京大学合并，移至燕园)，徜徉在湖光塔影的燕园时，不要忘了，“未名湖”的名称也有钱穆的一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