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文献的刊布，在相关的研究者中间迅速形成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上述文件中的说法不值得重视，毕竟张学良只是蒋介石等人的“诤友”，而非敌人，他们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是政策上的不同，并不存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理想上的区别，张学良怎么可能提出入党要求？因此，即使存在着中共中央的这种“通知”，它充其量也只是中共中央当年的一厢情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共产国际的这一电报不仅证明了中共中央当年确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计划，而且也证明张学良当年有过入党要求，甚至依据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不同寻常的关系，以及少数活着的西安事变亲历者的看法，他们估计，中共中央当年多半曾经发展过张学良入党。

　　由上可见，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张学良有无要求入党的可能？

　　加入中共，首要的条件是要本人有入党意愿并提出入党要求。不相信张学良有入党可能的研究者，首先就是不相信象张学良这样的人有要求入党的可能性。

　　张学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点人所尽知。他是有“满洲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曾经是数十万东北军的统领，因愤于日本军人暗杀其父、不甘作日本人的傀儡，1928年率东北军易帜，归顺蒋介石南京政府。之后，他紧随蒋介石，1929年发动中东路事件向苏联启衅；1930年中原大战助蒋摧垮了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谨遵蒋令，力避冲突，结果不仅丢了东北老家，还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对蒋表现得忠心耿耿，不仅长期赞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而且明确认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才够资格做领袖，全力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因此，1933年张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35年又充任西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连连与参予围剿中共与红军。[2]以张学良的地位、身份、思想及一贯表现，他似乎没有自愿加入中共的道理。

　　但是，是不是凡是有张学良这种地位、身份、思想及表现的人，就没有自愿加入中共的可能呢？恐怕不是。当年曾企图倒行逆施，辅佐袁世凯做皇帝的“四品京卿”杨度，地位不可谓不高，身份不可谓不特殊，思想及表现也不可谓不反动，然而曾几何时，不是也转变立场，秘密加入中共了吗？[3]同为一方军阀，并且与张学良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也拥过蒋、剿过共，但有资料证明他也曾秘密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并差一点儿就被吸收入党。[4]同样，也是在1936年，独霸一方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不也在那里一次次地写信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愿意加入中共吗？他在信中宣称：我在还没有到新疆之前，在还没有成为督办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现在更是如此。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5]由此可知，象张学良这样的人要求加入中共，未必就一定是不可能的。

　　那么，张学良为何会要求入党？一种可能性在于，张学良受到过共产党的思想影响。1927年底杨虎城之所以会要求入党，是由于他在大革命期间就与中共人员有密切往来，所受影响较多，大革命之后对国民党所作所为深感失望，因而一度愤世疾俗，寄希望于共产党。1936年盛世才之要求入党，既是因为他作学生时正值“五四”时期，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是因为他控制新疆后为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用了相当一批莫斯科派去的中共党员，思想上正处于激进亢奋，想一展宏图阶段，因而也不免有此愿望。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与杨、盛两人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因为，张学良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影响。张魁堂先生在他的《张学良传》一书中详细地告诉我们，张学良自从20年代末就知道中共里面有能人，他虽然只接触和使用了少数共产党里面的被捕变节者，但却对这些人的学识和才干深感佩服，并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了解了一点儿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张学良也因中国为强日所欺，东北为日寇所占，依靠国民党无力为其张目，指望列强援助更是环顾无人，因而不得不把目标逐渐集中到与中共有着密切关系，与日本有着深刻矛盾的苏联身上，相信只有求助于苏联才能帮助他实现抗日复土之愿望。[6]这种情况导致他渐渐地开始估计：“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相信最后很可能要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7]

　　既然对共产党抱以好感和希望，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失去信心，直至感到绝望，以致不得不寄希望于共产党。张学良在1936年4月9日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时，就曾坦率地表示：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从表现上看，张学良在这次会谈当中对蒋介石的态度表现得相当含混，一面表示“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一面承认“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担心蒋会降日，因此已作好辞职另干，向西联络盛世才，争取苏援，在西北自成局面的准备。[8]但实际上，根据这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的报告可知，张学良早在这次会谈之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倾向。刘鼎说明，张学良交给他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4月以前“他本人嘱某起草”，里面最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声称只要能实行这一主张，就能取得西北地区晋、陕、绥、宁、甘、新各省区，并争取河北与河南一部成为抗日基地，以红军为彻底抗战的中坚力量，得到苏联和外蒙的帮助，并促进日本内部爆发革命，最终打回到东北老家去。他明确告诉刘鼎：这个小册子“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9]

　　具体考察张学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有联苏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倾向，为什么在延安会谈前“嘱某起草”“反蒋抗日”的小册子，在延安会谈期间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却有意含混其辞，那不属于本文的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看出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对反蒋问题态度上比较犹豫，也并不妨碍周恩来事后得出张学良有可能“抗日反蒋”的结论来。周恩来在会谈次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张学良“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一旦“蒋介石急（激）他，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彼即离蒋独干”。[10]而事实上，在延安会谈刚刚过去两周之后，刘鼎就秘密报告中共中央称：经过延安会谈，加上他已感觉到蒋介石对东北军确有恶毒的布置，东北军内很多人也因此逼他，他已经拟定了一个反蒋计划，准备一面努力训练手下的干部，一面抓紧做周围各实力派的联合工作，争取把东北军完全拿过来，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牵延到11月就另立局面，“要干就彻底干！”[11]这说明，张学良确实早有反蒋倾向，经过延安会谈期间周恩来的劝说以后，他已经渐渐心动，开始暗下决心要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了！

　　既然张学良已有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打算，那么，他转而看好中共，并有加入中共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很明显，加入中共本身，多半正是张学良决心联俄联共，与蒋介石国民党根本决裂、分道扬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张学良入党问题有无事实依据？

　　当然，注意到张学良相信中共能救中国，决心联俄联共、“反蒋抗日”，也还仅仅提供了张学良要求入党的逻辑可能性，它还并不意味着张学良就一定会要求入党，或中共中央一定有过一个准备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其实，在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指示电公开之后，关于张学良入党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了，它根本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即是说，无论我们相信或不相信，都必须从事实上加以肯定或是否定，而不能单纯地从可能与否去进行判断。

应当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发表，已经提供了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的相当有力的事实根据。根据这一文献，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以下三点：第一，根据电报中所谓“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一段话，不难判断，有关张学良入党问题多半是由于张学良自己“愿意入党”而发生的，并非中共中央一厢情愿。第二，根据电报中“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一句，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共中央曾经就接收张学良入党问题作出过一个大致的决定，并且专门通知了其上级领导机关－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第三，根据电报中“我们感到特别不安的是，……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和关于“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评论，我们同样可以确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接到中共中央的上述通知后，对接收张学良入党问题事实上表示了异议。[12]

　　依据上述电报，认定存在过关于张学良入党问题这一事实或许并不为过。但考虑到在历史研究中通常流行的“孤证不立”的原则，为了使有关这个问题的考证更加严谨起见，我们有必要举出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来为上述文献提供佐证。

　　据笔者所知，可以为上述电报中的说法提供佐证的至少还有以下两件文献。

　　其一是刘鼎致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这是一封收译电断断续续，不十分清楚，只标明30日，连年代月份都没有标注的内容残缺不全的电报。但是，仔细分析这封电报，仍可看到其中提到了这样一些情况：一是说明他虽连奉中共中央电召赴安塞开会，却因连日大雨无法成行。一是说西南事变进入紧张阶段，北方韩复榘、宋哲元等实力派暗中串连，派代表前来西安想拉张学良入伙反蒋。从这两段可以推断出，这封电报应当是在6月30日发出的。因为已知安塞会议召开于7月上旬，[13]西南事变进入高潮之时也恰在6月。另外多少可以看清的，就只有下面这几句话了，即“日要我策划人材”，“日欲令我说韩”，“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几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电文中这个“日”指的是谁。考虑到刘鼎这时是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代表，除与担任交通的中共人员保持经常联系之外，就只有和张学良关系最为密切了，可以想象这个“日”所指的就是张学良。从电文内容分析也做此判断，因只有张学良才会要中共方面代为策划人材，韩复榘派代表来找张学良谈合作反蒋事，自然也只有张学良才有权力要刘去与韩复榘派来的代表会谈。联系到上文所提到的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指示，要确认这个“日”字是张学良就更是变得轻而易举了。因刘电这里所谓“日要求入我党耳”，正与共产国际电文中所提到的中共中央准备接收张学良入党的情况相互吻合。因此，所谓“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翻译出来其实就是：张学良要求加入我党，并要求派人专人对其加以训练。

　　其二是以洛甫（即张闻天）的名义于7月2日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电报。这封曾经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保管与研究中心的电报，无疑就是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中所提到的那封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电报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提出入党问题的经过和中共中央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具体考虑。电报称：东北军是一支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不同的军队，它一方面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因不得不附属于蒋介石之下，以致屡受排挤与削弱，得不到平等待遇。自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已成功地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如今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都要好过蒋介石，但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国际的援助无疑是决定性的条件。对于国际援助问题，张学良十分重视。他几年前去欧洲时，就想到苏联去，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于是怀疑苏联仍记旧恨，并无帮助他的意思。经过我们多方解释，特别是通过会谈、以及在军事行动和经济互助等方面对他表示了我们的诚意，他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连络。他自6月下旬从南京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考虑到张学良制造的中东路事件曾经给了苏联政府极其恶劣的印象，电报特别请求苏联方面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给予信任，强调与东北军的联合以及苏联对张学良的支持，苏联对西北发动的援助，对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即将发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电报中显然引述了前述刘鼎电报中所谈到的情况，除说到张学良要求中共中央加派领导人材去为其策划以外，还提到了华北韩复渠、宋哲元正酝酿响应西南事变，和派代表来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反蒋的事。[14]这不仅说明此电确是在收到前述刘鼎电报之后紧接着即发出的，而且也印证了前述刘鼎电报的时间确为6月30日。

　　根据以上所举三件文献资料，我们或许不难作出如下判断，即关于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确有事实依据。确切地说，张学良是在1936年6月底通过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的。6月30日，刘鼎将此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当即就作出决定，准备派重要领导干部前去帮助张学良，并计划以后适当时机许其入党。7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将此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共产国际。

张学良真的入党了吗？　

　　张学良曾要求入党，中共中央也曾计划发展张学良入党，那么，张学良是否曾经被发展入党了呢？相信张学良多半已经入党的研究者，除了依据少数当事人间接的印象和判断之外，更多地是从以下两种情况中进行推断的。其一是共产国际电报到达的时间与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张学良入党的时间之间相差一个半月之久，既然共产国际的电报晚到了差不多一个半月，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派叶剑英、朱理治前去从政治上给张学良以训练，当时又急需加强和巩固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谁又能担保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不会发展张学良入党呢？其二是中共中央领导人8月9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截了当地称呼张学良为“同志”。信中除大段大段地讨论了红军和东北军九、十月间在西北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基本战略方针以外，还特别提到：你我“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坦率地提出西北成立“抗日反蒋”独立局面后，两军共同实行中共所倡导的政治纲领、组织形式和土地经济政策的建议，表明张学良不仅在“抗日反蒋”问题上，而且在中国今后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上，都与中共取得了基本的一致。这也就难怪中共中央在信中明确讲：“八月个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15]既然肯定双方政治上已“完全一致”，并成为“同志”，说张学良还没有被发展入党似乎不大可信。

　　但是，仅仅依据上述情况，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张学良已经被发展入党的结论。即使是推断，严格说来也难以成立。

　　第一，通过前引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7月2日的电报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虽有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意图和计划，却并不是近期的任务，只是“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从7月初至8月中旬收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前后不过一个半月时间，这之间的无论哪一天，恐怕都算不上是中共中央从7月初开始所计划的那个“将来”。

　　第二，从前述中共中央7月2日电报中，我们也可以清楚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其实还仅仅是一种意图与计划，并非最后决定。电报在谈到张学良入党问题时，并没有使用“决定”之类的字眼儿，用的只是一个“拟”字，这说明，他们虽有接受张学良入党要求，和发展张学良入党的打算，但仍旧在探询共产国际的意见，希望得到其同意。考虑到此后颇得苏联好感的盛世才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问题，中共中央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后派任弼时予以婉拒的情况，可知象吸收张学良这样一个曾经对苏联造成过重要伤害的中国头号军阀人物入党，中共中央很难不征求共产国际的同意就擅自行事。毕竟共产国际这时仍是中共的上级指导机关，双方之间还保持着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第三，从前述中共中央7月2日电报内容看，中共中央要发展张学良入党，首先是要派其重要代表叶剑英、朱理治二人前去西安，对张学良进行必要的帮助与训练。但直到8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函张学良时，仍表示“准备派”叶剑英和朱理治去西安。[16]这说明叶剑英和朱理治8月中旬之前并未到西安。因此，中共中央最早派去西安的重要代表其实不是叶剑英和朱理治，而是从莫斯科回国到陕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之后，带着中共中央赋予的重要使命前来作张学良工作的潘汉年。潘到西安的时间已是8月中旬。从前引潘带去的中共中央8月9日信的内容看，他此行明显地也没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任务。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张学良是由这时中共中央派在其身边的刘鼎发展入党的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这是因为，刘鼎虽颇得中共中央信任，自3月底被召至张学良处工作，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委派其留在张处，为争取张学良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因刘鼎1934年被捕入狱，而后“经保释放”，[17]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狱中表现有所怀疑，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几度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对刘鼎要有所戒备。尽管中共中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未必相信中共代表团的这种怀疑，但仍不能不多少改变单纯依靠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情况。因此，实际上刘鼎7月以后在张学良那里的正式身份，只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而已。真正的中共中央代表，先是潘汉年，后是叶剑英。不仅如此，刘鼎除7月初赴安塞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见面讨论过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以外，再未回过陕北苏区，其自安塞回西安后一个多月始终靠电报和密信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在目前已发现的有关电报与密信中，也再未发现刘提到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所以说，由刘鼎来发展张学良入党，于情于理都不大可能。

　　第四，既然8月9日前中共中央很少有发展张学良入党的可能性，把8月9日信开头的“同志”两字作为判断张学良可能加入中共的根据，就更是明显地缺乏说服力。毕竟“同志”的称呼只能显示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与信任，而并不表明双方必定为同一组织中人。既然张学良本人有入党愿望，中共中央又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吸收其入党，同时双方在“抗日反蒋”的大方针上不断取得共识，相互间的信任日益加强，中共中央冠以“同志”的称谓，并非不合情理。事实上，即使在这封信里，除开头的“同志”两字之外，其他地方对张仍旧是象以往一样以“兄”相称。而在此之后的双方来往电函也是一样，即使在中共中央已经接到共产国际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指示之后，它仍时而以“同志”相称，时而以“兄”字相称。因此，8月9日信中的“同志”二字，不能理解为是张学良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象征。

　　综上所述，或可认为，关于张学良曾经被吸收入党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前既很少可能，在共产国际指示到来之后就更没有可能了。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否定了吸收张学良这样的人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而且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还否定了中共中央前此与张学良密谋实行的“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与红军转而实行以南京政府为唯一谈判对手和主要统战对象的“联蒋抗日”的新的统战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不能不转而要求张学良继续与蒋介石保持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当然，所有这些目前还仅仅是一种逻辑的分析。只有当相关的文献能够被发掘出来时，有关这个问题才可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

[1]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参见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11页。

[3]转见1989年月日《人民日报》。

[4]据1927年底中共河南省委致中央报告称，“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中共中央回信称：如果杨虎城真能无条件的执行我们的吩咐，“经过了相当的时期亦可以介绍入党”。转见《人文杂志》，1990年第1期。

[5]见〈盛世才致王明信〉，1936年3月15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8。

[6]前引张魁堂书，第114－120页。

[7]见〈周致张、彭、毛电〉，1936年4月11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5页。

[8]前引〈周致张、彭、毛电〉。

[9] 〈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

[10]前引〈周致张、彭、毛电〉；并见〈周恩来给贾托夫的密写信〉，1936年4月13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辑，第537页。

[11]前引〈刘鼎给李克农信〉。

[12]前引《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关于安塞会议召开时间，见于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14]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492，目录号74，卷宗号282。

[15] 〈中共中央致李毅同志信〉，1936年8月9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67页。

[16]前引〈中共中央致李毅同志信〉。

[17]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