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不过，从历史本身来看，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李立三，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

　

1927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到1930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上海，赤色工会有了相当的影响，组织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已经不在话下了。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2月17日，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关向应断言：“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也主张：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会议决定，组织长江局，首先在发动湖北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3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挺进，同时并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要通过俄国式的暴动方式来夺取政权，工人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李立三这时突然强调红军的作用和各种力量的配合。他声称，只要红军一向中心城市挺进，就会促使工人、农民起来响应；即使工人尚未准备好，如果红军能够打下武汉，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月5日，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普遍愤怒。8日，近2000名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和围观，10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的不满。4月5日，资本家请日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上海部分工人学生更受刺激，情绪激昂，起而响应，到处都有讲演和集会。一时间，上海和南京地区出现了浓烈的火药味，很有点革命气氛。

4月7日，李立三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他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他断定，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代了过去俄国的位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明确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帝国主义必然要以全力来镇压，结果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爆发。由于担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他提议，应该给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确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冲动。

一些与会者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仅仅说我们革命形势复苏已经不够了。

李立三表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

向忠发对此不以为然，讲：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究竟何时可以宣布已到革命高潮，政治局为此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李立三甚至已经在担心会不会发生“左”倾危险了。

为检验群众发动的程度，中共中央为在上海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27日，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第二次筹备会时，被国民党侦知，各工厂指挥人员数十人被捕，组织好的200余人的纠察队也有120多人被捉了去。“五一”那天，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强行示威，动员了基本群众2000余人埋伏在南京路旁的马路和弄堂里，只等红旗一展即冲上南京路集中。不过，由于当局戒备森严，负责指挥的总行委虽两度派骨干打出红旗，骑着车冲上南京路，引来围观者甚众，示威游行没能组织起来就被军警冲散了。向忠发盼望的几万人上街的局面自然没有出现。

但即便如此，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低。“红五月”里，仅江苏省就在将近10个县市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工农示威和集会。上海方面以声援印度革命为号召的五卅示威省活动也取得了比五一示威要大的声势。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红军大显身手，进入到6月份，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升级。

6月9日，李立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到党的面前来了。眼看临近最后的决战，他断定，一旦中国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一定要压迫中国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没有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归于失败。“这一点非常严重”。因此，他强调：“必须使每个人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世界革命的可能”。“世界革命一起，进攻苏联的战争必会马上爆发”，结果全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也将胜利展开。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这时几乎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直到最后胜利。不料，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喧然大波。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日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日，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应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李立三要承担一切责任。

19日，在得知远东局的正式意见后，政治局内的气氛变得激烈起来。项英宣称：这个决议无论如何必须发下去。远东局的指导是无原则的，妨碍中国党工作。向忠发也尖锐地表示：说什么这个决议只能是草案，简直是开玩笑！立三的答复非常正确，我们对国际负责，同时要对革命负责。对远东局的这种态度，“我们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太软弱是不好的。22日，向忠发正式致书远东局，表示“严重抗议”，要求远东局立即停止罗伯特的工作，同时强硬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

25日，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王明，自视比宣传部秘书潘问友更适合为中央出谋划策

　

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毕竟，如果从两人所受理论教育的背景来看，王明留学苏联的经历远比李立三留学法国的经历更值得炫耀，何况他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这时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距离李立三的位置未免还太远了点儿。应当说，如果王明这时真的存在什么野心的话，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的位置。

还在李立三与罗伯特直接发生争论之前，刚到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注意到潘问友的作用了。因为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大上潘的理论水平，尽管潘和他一样也曾留学苏联。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王明的矛头明显地是冲着潘去的。只是，李立三颇不以为然。王明也无可奈何。当6月11日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还在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住的旅馆里，告诉他们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头，在江苏省工作时他就已经向负责江苏省工作的项英提过。在现在中央里面，向忠发在理论上懂得不多，项英对一些提法是犹豫的，李立三其实也是上了潘问友的当，因为他的东西大多都潘问友搞的。因此，他的意见，最好大家都去向中央的同志反映问题。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随后确也分别向项英以及李立三反映过意见。

6月11日决议形成后，开党小组会时，王明等人再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月上旬，得知李立三要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贯彻新决议的问题。一得到消息，王明等人就汇集一处，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开会时王明首先发言，依次是王稼祥、何述之，博古最后对批评者进行反驳，尤其要把矛头对准潘问友。

7月9日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说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说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说中国革命完全可以保持它的胜利，即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保持胜利也完全可能；说革命高潮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说不没收富农土地、强调中国封建势力占优势、断言中国不能首先胜利等，都属于右倾表现。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是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王明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反感。当时就有五六个人发言表示反对，同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结果，25个与会者当中，清楚地区分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在做结论时批评了王明等人。他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而王明四人的发言最坏的，是完全不无视中央决议，反而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来反对中央路线。他指出，在临近夺取政权阶段，一切均转入军事化，党的决议即是命令，谁也不能反对，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李立三话里有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何子述当时就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王明等人在政治讨论会上的态度，引起了政治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向忠发态度明确：召集几个人谈话，承认错误便罢，否则就采取组织措施。随即，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谈话之后回到旅馆，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嘟嘟囔囔地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重新分别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敢多所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便利了他几个月之后来了一个秋后算帐。

远东局断言，中共中央正在陷入反对国际的严重危险

193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

16日，向忠发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日，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取像长沙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自然对胜利更加充满自信。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日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8月1日，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1日的会讨论国际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日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不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既使毛泽东实际上开始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4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里，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如此这般地说三道四，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固然不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会议记录必须呈交远东局再转莫斯科，以便于莫斯科随时能够监控。8月1日和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李立三和政治局领导人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的态度，顿时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喧然大波。

5日，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日，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会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

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

留苏学生联成一气，政治局决心挫败“陈韶玉向党进攻”
　

8月8日，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辞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日，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到9月下旬，大家终于开始冷静下来了。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的严重性。

当初在把周恩来和瞿秋白派回国的时候，共产国际还全然不知道有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前后的那一出戏。尽管莫斯科知道政治局与远东局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还不认为中共领导人存在着反国际的倾向。因此，当远东局转去的8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面引起了一场喧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五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11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13日，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日收到的。周恩来回忆王明他们还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得到了来信，但博古则回忆，他们看到来信是得益于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因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沈泽民马上就将共产国际的来信偷偷拿给王明他们看了。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上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两派都是以在立三路线当政时期受到批评和压制的干部为首的。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 这边有王明、博古的上书，那边有何孟雄的意见书，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他们自然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还在11月18日第一次讨论共产国际来信的时候，政治局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提议，对他们这种超越组织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给予警告。但事实上，既然政治局是三中全会选出来的，三中全会又没能指出立三路线的严重性，共产国际与政治局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政治局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干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王明和何孟雄两派人对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

在随后举行的各种谈话会，甚至在上海的各级党支部的会议上，都出现了针对政治局的严重对立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局深感困惑，青年团书记温裕成明确表示，拿这些孙悟空没有办法。不得已，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几乎全体出动做解释工作，以平息下面的不满。远东局代表也专门找王明等人谈话，要他们不要闹，服从分配，正常工作，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顾惜。12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韶玉（即王明）向党进攻”。

12月8日晚，周恩来与远东局代表再度商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远东局代表明确认为，三中全会所犯调和错误是系统的，如果一味地想要部分肯定其正确成分，只能使中央更加丧失威信。对于王明等人过去与李立三的争论，在有机会的时候要肯定他们当时是对的。根据与他们谈话的情况，可知王明等人最不满的还是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只要他们肯帮助党，要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

次日，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韶玉到中央苏区去”。

政治局里不只一个人表示：王明加入可以加强指导力量
　

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12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8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其他六人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予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显然，这在注重工人成分的共产国际看来是不可取的。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因为一定要让中共领导人明白，容忍向共产国际挑战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在共产国际随后召开的一次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库秋莫夫明确讲：谁能够保证他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瞿秋白耿耿于怀，显然与他在莫斯科时站在那些受到莫斯科欣赏的少数学生的对立面这件事有重要关系。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要王明等留苏学生加入领导机关，是不是就是要让他们一步登天，加入政治局呢？从米夫来上海后远东局的举措看，事情似乎也不那么简单。12月16日，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作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去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12月23日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明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月22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第二天，周恩来与远东局就紧急会议以及江南省委书记代理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远东局对由王明代理书记的问题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对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的提议表示还需要研究。

据俄国档案透露，王明等留苏学生此前也是积极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但这个时候米夫秘密召见了他，据他自己介绍，米夫告诉他，紧急会议有太多临时的性质，不像正式的代表会议，因此不能有很好的权威性，它的决议案事实上也不如正式的中央全会的决议案有效力，在改组问题就更是如此，因此不如召开四中全会的好。

12月29日，远东局全体代表出面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远东局新来的德国毛子正式通知中共中央：第一，紧急会议不足以表明三中全会犯有路线错误；第二，紧急会议没有足够的权力改组中央。因此，应考虑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对于参加人选，远东局主张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委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但根据政治局会议主张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的精神，周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

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当谈到改组问题时，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一人。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在3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需要稍加说明但未必应当加以重视的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的王明，在会上倒是说了几句谦让的话，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故“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一向对王明等人颇多反感的向忠发的发言，他明确说不同意王明的说法，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且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才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人在会上并不只向忠发一人。

舆论都造到了这种程度，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跃入政治局，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

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

　

王明是怎样入选政治局的呢？他是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争议人物吗？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误传不少。而第一个披露四中全会记录的李维汉的回忆录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可以算作始作俑者。那就是，回忆录把参加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说成是米夫。后来著作，凡是谈到四中全会的，几乎没有不误入歧途的。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他回忆的引述而对四中全会情景大加发挥的纪实作品了，那里面错的就远不止一个米夫了。

参加会议的那个国际代表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新来的德国毛子，名叫艾伯特。在俄国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德文写的对会议的总结性的发言。

既然主持会议的不是米夫，我们自然也不必像有的纪实作品那样去想象他为王明的入选费尽了多少唇舌。其实，整个会议集中争论的只有两点，一个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四中全会；一个是彻底否定现中央，重新改选，还是依据远东局的名单只做部分调整，何孟雄、罗章龙、袁乃祥、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全总、海总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大部分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尽管王明在会上也有长篇大论，但会上几乎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

最足以反映出会议气氛的是选举。自艾伯特提出选举问题开始，双方就激烈交锋，几至白热化。

罗章龙首先表态，“主张彻底改造政治局”，否则不举手。

余飞也要求：三中全会政治上已完全破产，因此三中全会选出的同志完全无效，全部另选。

史文彬、徐兰芝、韩连会、邱泮林等当即响应，韩连会甚至与几个人另外拟出一个政治局名单准备要求表决。会场上顿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

徐锡根是这时的大会主席，他不得不放大声音道：大家冷静些，远东局提议的办法不妨碍大家另提名单。

艾伯特也大声主张：停止这样的讨论，照远东局与政治局提的名单先进行表决，同志们也可以自己提出名单来表决。

袁乃祥坚持：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选！

艾伯特也毫不退让：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并且瞿秋白已经承认了他的调和错误，他应当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问题则必须要由国际来解决。

王凤飞怒气冲冲地指着艾伯特说：你这样做是要负责的！

罗章龙眼看这种情况，也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国际代表指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不理他，要徐锡根就这一有争论的议题付注表决。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对的15票，袁乃祥、罗章龙等人的意见被否决。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罗干脆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顾顺章一把把他拉住，连劝带拽地把他又拖回到座位来。但罗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

艾伯特也严厉地表示：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赞成的可以举手，不赞成的可以不举手。

但韩连会仍坚持：由国际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决了。何孟雄、史文彬、罗章龙、余飞等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开始使出杀手锏。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位同志的话六个月前我们也听到过，那是李立三说过的，但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作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注表决。

艾伯特的话顿时让会场冷静下来了许多。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后，因为何孟雄、罗章龙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20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9名中委全都顺利通过了。其中留苏学生三人，王明得赞成票18票，反对4票；沈泽民得赞成票17票，没有反对票； 夏曦得赞成票17票，反对1票。而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引起争论的只有周恩来和卢福坦两人。经表决，以18票对6票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留苏学生加入政治局的只有一人，即王明，没有人提出异议。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经过了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1月9日，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

对于政治局的决定，远东局表示了赞同。但不过一周后，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

在那种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