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事件的发生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上面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３６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华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他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3]华德看来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4]

　　华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共产党11月1日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没有任何企图敌视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的计划。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上任伊始，就立即发出就职通知，并于11月5日以官方身份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份，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5]这自然使得受命留在沈阳与中共地方当局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白天，华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象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6]

　从15日10时开始的３６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华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讨论，迟迟没有能够到来。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旧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他才得到了他所盼望已久的召见通知。而在下午2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华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对方毫不动摇，坚持当日下午5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美领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终于，华德意识到，形势与前有所不同了，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4时，华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7]很显然，联系到前此的乐观估计，华德不能不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华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5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执行没收电台的任务。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在20日中午１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华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份，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提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部切断。但直到这时，华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180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8]

“挤走”方针的形成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确有明显的不同。在11月上旬，至少到8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8日回访的某些说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9]此后，沈阳当局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11月15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15日递交给华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份，称其为“总领事”。这也就是说，没收电台的行动看起来最初似乎并不包含着后来的一系列根本否认华德等人官方身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计划在内。[10]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华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时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11月14日正式签发的没收电台的通令，主要还并不是一个针对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一个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而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它确实不包含着具体地否认和打击美国在沈阳领事馆的计划在内，因此沈阳军管会在发出通令之前甚至没有再具体请示中共中央。导致事态向后来的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11]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

但我们能不能说，没收电台的行动事先中共中央一无所知，事后也明确反对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资料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态的发展同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因为高岗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国等国留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态度是已经决定了的，这就是“挤走”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挤走”方针，事实上还在沈阳当局决定没有收当地所有电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那是在11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东北局提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曾发出指示称：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12]不难看出，正是苏联方面这时的态度，使得这次没收电台的行动迅速同中共中央内定的“挤走”美国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外交行动，联系了起来。17日，毛泽东复电中一句“同意你所取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为沈阳军管会把没收美国领事馆电台的行动升格为封锁与孤立美国在沈阳外交人员的行动，正式开了绿灯。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封锁与孤立，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沈阳军管会在发出没收电台通令时，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引起外交纠纷，因此，当美国总领事华德表示拒绝主动交出电台之后，由于不了解卫戍部队是否有权利进入外国领事馆强制执行，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至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情况，在11月16日晚10时36小时期限过了之后，没收行动竟又拖延了三天半之久。对此，毛泽东自然颇不满意。[13]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凡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在核准其外出后，应有武装随行保护）。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由于美国领事公然违抗命令，“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无疑是中共中央这时实施“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方针的一种策略。但沈阳方面在实行时却又忽略了这种策略上的必要性。具体说来，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２０日中午开始的行动中，有些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意图。比如在这一天，他们其实是不仅将美国领事馆的人员，而且还将英、法两国领事馆的人员也都统统软禁起来了。而他们全面切断领事馆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并非受命于中共中央，纯粹是当时考虑到东北主力部队即将入关必须设法封锁消息，参考了苏联在沈阳的商务代表的建议的结果。显然，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在外交方面的经验是欠缺的。因此，这回又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情况才多少有了改观。尽管已经开始的对美、英、法三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和断电等，一时难以立即改变，但沈阳方面的中共领导人毕竟已经注意到必须区别对待英、法人员，而以主要力量对付美国人了。

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质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他们这时很少幻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对自己的美国会迅速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与会者甚至完全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14]从这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唯一寄予希望的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他们对美英等国政府极不信任。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共产党人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即使是中共中央，最初也并没有把美国等国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看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外交条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坚持留在自己控制区域里却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15]

　　越是距离新中国的诞生不远，毛泽东就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承认与支持。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威胁的情况下，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必须重视苏联方面的意见，因此，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方面的考虑之后，即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16]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方面的劝告去做。一向重视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法的毛泽东，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有关“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就在再度发出指示，强调区别对待英、法与美国，“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缓和些”，明确认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17]

　　区别对待的方法，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运用娴熟的一种斗争策略。何况整个“挤走”方针，其实也并不是根本不要与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地还不可能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分化的可能。因此，“挤走”方针的本身完全可以包含斗争的手法问题。至于先“挤”谁后“挤”谁，则应完全视需要而定。重要的只在于孤立美国，因为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总头子，是国民党的总后台，它不仅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处心积虑地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再度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称：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18]

　　比较一下同是周恩来起草的11月10日和11月23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封电报有一点是显著不同的，那就是，在11月10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它只是笼统地提出封锁和孤立美、英、法，既没有提出区别美国和英法，也没有提出区别东北与关内。而在23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11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一度开始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1月10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９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报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一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更大胆。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19]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这时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甚至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象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24日发出的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华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20]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执行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又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开始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而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不禁勃然大怒：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21]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同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22]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对他们前此的外交形势估计产生严重的影响。

外交接触的尝试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23]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否认他们的权利，也是理所当然的。1月19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24]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几天之后，即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25]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同这时苏联方面的意见有关，也是同这时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

　　还在1月上旬，南京政府就积极谋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当１月10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征求毛泽东意见时，毛泽东最初曾断然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强硬地拒绝和平谈判，可能会给美国干预中国革命带来借口，斯大林一再劝告毛泽东务必在策略上做出某种姿态，包括对美国也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敌对态度。在反复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之后，毛泽东最终同意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既包括策略上赞同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也包括在外交上避免采取过于生硬的作法。[26]斯大林的态度显示出，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桂系李宗仁及华中一带国民党军队最高将领桂系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况且，和平解放北平前后，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的重要条件。

　自1949年１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显示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与中共领导人有着友好关系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路易斯. 斯特朗（ AnnaLouise Strong）不用说了， 就是多数美国在平津的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并非带有挑衅性。[27]不仅如此，这时，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大使的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28]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其在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其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以文书形式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询问。[29]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当然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共产党为未来中国新主人的可能性。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自１月下旬以来外交手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少灵活的态度，是其外交方针的改变。在３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旧再度重申了他们在１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毛泽东肯定地说：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而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并坚决表示，我们是和苏联站在一起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公开发表文告来说明我们的这种坚定态度。[30]这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至少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４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４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开始正式出面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以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31] 紧接着，就在中共决定开始渡江战役的几乎同时，针对毛泽东去电征询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回电中特别说明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他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32]

　　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表现其灵活性的一个适当的机会。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而与此同时，不管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相信与美国政府接触的实际意义，中共中央这时毕竟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４月6日晚，中共中央曾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Saul Mills）已经到达香港， 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象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即中共中央４月中旬初决定以４月20日为过江最后期限的同时，它才破天荒地致电自己在香港的代表，宣布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在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外国人，甚至是象路易斯· 斯特朗这样历来受到中共领导人欢迎的美国人，几个月来全部都被拒之门外之后，密尔斯是有幸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将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33]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策略意义，但毛泽东并没有象一个月以前那样把建交的门封死。由于对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象几个月以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两天以后，即４月30日，他进一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4]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1949年４月23日，人民解放军拿下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便利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派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前往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35]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相当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表示同意安排见面，但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36]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溥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37]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是，从这次接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难怪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38]

　 5月17日，5月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是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者，因此中共方面对司徒雷登应加以信任和谅解。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６月６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突出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与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的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39]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他们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在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40]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这时对司徒雷登事实上已无信任可言，它还是在继续推动这样一种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６月８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41]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的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此事自然节外生枝。[42]

　　６月27日，傅泾波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雷登的信，称毛泽东已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43]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毛泽东的意思。在6月21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当中，毛就特别就司徒有意访问北平一事做了专门的批示，称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约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44]然而，溥泾波却矢口否认司徒有此意图，我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45]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他们当然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于他们其实也并无丝毫损害。从６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７月１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随后，司徒雷登于９日正式申请于７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对话的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双方的感觉。因为他们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８月２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46]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这时政策的考虑上确实相差太远，而它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当时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不谈，当时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根本上还在于两大因素。一是历史因素，是他们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的惨痛记忆，他们看不出帝国主义有可能自动地放弃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看不出除了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中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扬眉吐气；二是现实因素，是他们从美国顽固地坚持武装援助国民党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中，从美国处心积虑地利用外交官做掩护，在苏联东欧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自己的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从雷和文以及司徒雷登等人赤裸裸地主张在新中国政府中支持民主人士抵抗共产党的政治攻势中，所深切感受到的，他们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可能，看不出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必象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来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他们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自己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几乎同时。很清楚，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设想，即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公开宣布自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而这个时候一天天地来到了。当中共中央了解到６月６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他们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做出反应了。而６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47]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在６月19日突然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本来，在５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领事馆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直到６月初，中共东北局方面对于华德等人的软禁也相当放松，华德也已经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关闭领事馆的指令，并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但这时，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象。显然，这一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他们甚至来不及具体通知中共东北局，并且还没有具体研究是否应当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其必欲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６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48]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二个多半是更为引人注目的强硬行动，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他们尝试过采取某种策略手段，适当灵活地处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人员的关系，甚至为此在表面上与苏联有关人员也保持适当的距离，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迟了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时间。然而，与司徒雷登的对话表明，美国政府的条件远不止于此，他们根本上就反对中共与苏联站在一起，不论是秘密的是还是公开的，甚至他们根本上就反对共产党，不论共产党是不是愿意与它们改善关系。况且在事实上，要否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或者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不表明自己的亲苏态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是不是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49]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调子，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毛泽东的表态中所包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50]

　 ６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其重视之程度，可以说空前绝后。毛泽东要干什么？那就是，要彻底打破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中存在着的对于美国的幻想，要彻底摧毁司徒雷登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所寄予希望的一切“社会基础”。这个工作，毛泽东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始终在做。先是同党内“恐美”思想做斗争，现在是同社会上的对美国的幻想做斗争。他已经断定，在武装干涉难以实现之后，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只能是内部的破坏与颠覆，而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可供美国政府利用的足以用来颠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根本否定英美外交也好，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只是要让举国上下认清这样一条是非界限，是要警告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毛泽东知道，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在中国还占相当数量，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他们。“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打破这些中间派头脑中对美国的幻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51]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美国，一方面使其威风扫地，以利恢复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则将其赶出中国，以利根本破灭中间派的幻想。

　 1949年10月１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52]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53]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又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却更强硬了。毛泽东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54]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以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华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55]而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１月６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政府人员。[56]对于这一结果，正在苏联访问，争取和苏联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的毛泽东看上去颇为满意，宣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才会如此丢脸，如此灰溜溜地离开中国，而“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这样做根本上还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即：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57]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论文，许多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外交史或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如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９０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９２年版），以及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19９２年版）等，几乎都只是把这一事件当作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并不十分重要的小插曲，顺便提到而已。目前只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４５－1950）》（重庆出版社19８７年版）一书曾经用了几百字来谈论这一事件的原因。但她也只是认为此事在美国有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则多半是只出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的警惕和急于彻底取消“治外法权”，而采取的一种未作“过细的考虑”的外交行动。章百家的一篇文章也简单地提到这个问题，但认为这个事件纯粹是东北局按照苏联人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极为恼火”。见《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９３年第２期。

[2] 美国学者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说明，特别值得重视的有爱德温· 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８６年版）一书，该书已于19９０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其他还有伯纳德· 格茨曼的《人质危机：三十年前》（19８０年５月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等。在美国学者中，对这一事件描写得比较全面的，只有陈兼1993年发表的论文。见Chen,Jian,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1948-194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2,July 1993.

[3] 《驻沈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函》，1948年11月１５日。

[4] 《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致国务卿》，1948年11月１６日，《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７卷，第５７３页。

[5] 《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年，第７卷，第５４８－５４９，８２９－８31页。

[6] 《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７卷，第８２６页；华德：《沈阳事件》，《外事处日志》，1950年２月１５日，转见Chen,Jian前引文。

[7] 《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７卷，第８３７页；《驻沈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华盛顿电》，1948年11月１８日。

[8] 《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致瓦尔德（华德）先生公函》，1948年11月２０日；《驻沈阳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香港美国总领事再转国务院和大使馆电》，1948年11月２２日。

[9]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年11月11日。

[10] 一些文章认为，从11月15日开始，沈阳当局就完全否定了美英法各国领事的官方身份，这看来是不正确的。参见Chen,Jian前引文。

[11] 苏联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在中国东北之敏感，由此可见一般。在科瓦廖夫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据他说，他当时也曾向中共方面提出过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建议。见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俄)《远东问题》，19９２年１－３合期。《高岗致毛主席电》，1948年11月１６日。

[12] 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８９年版，第７９６页。

[13] 所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极为恼火”不过如此。从他致电东北局质问：“你们没有事先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可以看出，此种“恼火”只是就外事纪律而言，并非反对“挤走”方针和采取相应的策略。

[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15] 参见《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1948年11月６日；《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1月１日，等。

[16] 《毛泽东给高岗的电报》，1948年11月１７日。

[17]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示》，1948年11月１８，２１日，等。

[18]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1948年11月23日。

[19] 《毛泽东关于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指示》，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上的批语》，1948年11月23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