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因为是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又及时报道形势，提出行动口号和纲领，实际上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仁的论述，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内容上，也不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爱国运动、及其延续——中共的成立。而其影响和意义，甚至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广义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毫无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运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不愿意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更不愿意看到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的关系；三是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对新文化运动有偏见，“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①[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学生》，1930年5月4日。]周先生对此评论说：“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来做专题研究，自然可以；但这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②[《五四运动史》（上册），第3页，明报出版部，1981.]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关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由于过去的研究者带有太多的党派色彩，争论很大，如：国民党的理论家叶楚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③[《总理鉴临下的“五四”运动》，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13页，时代出版社，1947.]；曾任国民党副总统的陈诚等人则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④[陈诚：《告革命青年——为民国二十九年“五四”纪念而作》，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2～3页。]而大陆方面的学者，则多数认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些说法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

　　二、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和苦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从1840到1914年，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康梁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仿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有历史发展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来，在康、梁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的孙中山、陈独秀及毛泽东，都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无声无息的。”①[陈旭麓：《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在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大量报刊后，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封建思想虽有冲击，但“严格地说仍未算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会上更说不上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潮流”；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从1903年开始“才真正出现”。而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①[《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9、123页，三联书店，1997.]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他对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反传统文化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镇压后，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一份报纸《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大落后。

　　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②[三爱：《亡国的原因》，《安徽俗话报》，第17期。]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没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的。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人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这样的内容，《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那么这股潮流没有发展成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样不觉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而且它对辛亥革命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争；二“单调的军事行动”，即依靠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这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辟也跟踪而来。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尊孔崇儒订入“宪法”：“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

　　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严厉地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和权利。许多青年经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何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访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上来。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无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振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

　　这次运动与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出发，来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的关系，即从“个人”的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具有更深刻的意义。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②[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广大青年男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团结到《新青年》周围来，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的奋斗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人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涉及到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卖国、亡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年》为什么谈政治问题时，说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关心政治，乃是“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①[《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又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

　　北京和全国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状况显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足的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层次：（一）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除了上述陈独秀是“总司令”之外，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办校方针，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顾茅庐之诚，把当时没有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陈独秀从上海请到北京，聘为教授，还委以文科学长的重任，并允许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办理。同时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学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陈独秀以《新青年》编辑部为阵地，组织起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终使在上海进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壮大扩展到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收到了扭转中国历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即便有，也不会有那样的影响。同时，蔡元培本人也有类似陈独秀、胡适那样的鲜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和陈、胡、钱等人受到保守势力攻击时，尽了保护之责。1919年3月18日，曾给当时攻击新文化运动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纾一封回信，竭力为新文化运动辩护，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污蔑和攻击。

　　特别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情操对五四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

　　对于学生，虽然他认为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他不像胡适那样固执，而主张20岁或20岁以上对政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人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选择。他还鼓励学生自治，组织各种社团。虽然这些社团开始是带有学术、娱乐和服务性质的（如学生会、新潮社等），但一旦组织起来，在政治运动中，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组织或带上政治色彩。

　　从当时三位亲历者何思源、叶景莘、许德珩回忆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亲自推动运动的情况①[参见何思源：《五四运动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4辑，第67页；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来看，说蔡元培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并不为过。而且紧接着蔡元培又为营救被捕的学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说，蔡元培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所以陈独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②[《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不过，说起其他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只提胡适而不提李大钊，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无论从新文化运动，还是从爱国运动方面，李大钊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都比胡适大。李是陈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思想上一致的最亲密战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引进《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坚持下去的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由于陈独秀早在3月已被迫辞职离开了北大，胡适由于陪杜威去上海活动，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钊留在北大直接指导学生行动。

　　胡适在上海接到陈独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学生游行事件后，颇不以为然。他一贯主张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主张“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主张进行新文化运动，改造落后的国民性，进行文学革命，特别是白话文运动；而政治救亡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他这种思想主张，在政治运动高潮时，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长远来看，也不无深刻性。“教育救国”，本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所以，高潮过去后，他的这种主张会得到相当的响应。这是运动后期一部分学生运动领袖跟随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运动前新文化运动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适可以说也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二）群众基础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阵营的其他干将还有十余人，他们除了与陈独秀一起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如6月9日与陈独秀一起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就有高一涵、王星拱等。①[参见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三）群众基础之二——《新青年》、《每周评论》作者群。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之外，还有九十多人。这些人，在与陈独秀一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情、支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年轻者在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教育、启发和影响后，更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如浑代英、毛泽东、傅斯年、罗家伦。

　　（四）群众基础之三——《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读者群和直接与陈独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爱国思想洗礼的人们。

　　这个人数有多少？难以正确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单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读者通信，就有178封（自然是来信的极少一部分），其中陈独秀亲自公开答复的读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论，1917年以后，“五四时期”期间，销量骤增到1．6万份。若一人读一份，就是1．6万人。而像北大、长沙第一师范等校，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它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就此而论，说《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为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是不为过的吧！自然，阅读和写信给陈独秀新青年社的，并非都是拥护陈独秀主张和新文化运动的，但是衷心拥护，接受影响，并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甚至组织社团，进行活动的青年，也不是少数。

　　毛泽东曾回忆：“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①[转引自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三联书店，1979.]《每周评论》创刊后，影响更是扩大。胡适说：那时，“各地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所以用白话，就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救亡觉悟。“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②[《文学革命》，《胡适选集》，第16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众基础之四——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领袖。

　　鉴于五四运动是以北大和北京学生为先锋首先发起的，所以，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以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还亲手培养了北大和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

　　五四运动的爆发，以五三之夜的预备会议和五四游行为标志。这两个事件的组织者是国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干，即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亲自教诲的学生。他们的经历和回忆③，[参见许德珩：《我和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博斯年：《＜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