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提 要：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是华盛顿会议前夕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起初，代表们希望通过华会取消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但是列强和北京政府的表现让他们大失所望。众多代表逐渐认识到列强不会轻易放弃在华特权，华会的结果不过是将中国置于共同剥削的对象，而腐败的北京政府也不可能取得外交的胜利，只有改造内政，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些认识在当时舆论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促进了有利于国民革命的社会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前夕，上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其成员来源广泛，活动积极，是当时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学术界就民众运动与华盛顿会议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谈到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活动情况，[1]但没有全面梳理它成立、发展的过程，其内部成员的思想状况，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等等。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上述问题作一考察，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从分散到联合：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
巴黎和会落下帷幕不久，美国因为未能满足其在远东地区扩张势力的目的而又积极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以求拆散原有的英日同盟，限制日本而谋求自己的远东利益。英国也深感日本在东方发展趋势的威胁，希望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均衡关系。因此，美英经磋商后，决定由美国出面召开限制军备及太平洋远东问题会议（即华盛顿会议）。1921年7月12日，美政府训令驻京代表芮德克，邀请中国参加会议。8月11日，又发出正式邀请书。北京政府欣然受邀，任命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率领130多人的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并准备了一系列提案，包括设法取消英日续盟；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关税自由；解决山东问题及取消“二十一条”等。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也极为关注。由于报界不时透露美国政府将援助中国恢复国际自由的消息，[2]不少人对会议充满希望，“认为从前所订种种不平等的条件可以消除，……世界公道也可以从此大张”。[3]一些人虽不抱乐观态度，但认为中国问题是远东问题的中心，“太平洋会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关键”，[4]国人应该发挥拒签凡尔赛条约的精神，“吾民苟能于外交事情，继续为有实力之运动，则吾国必不至长为强国所屈辱。”[5]于是各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各界团体之专为研究太平洋问题而设者，殆更仆难数”。[6]7月21日，北京总商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率先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太平洋问题研究委员会，要求政府公开外交，接受民间关于太平洋问题的意见。[7]8月16日，蒋梦麟、马叙伦、王世杰、燕树棠等北京国立8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了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旨在“从学术方面研究太平洋问题，及发表关于太平洋各问题之意见”。[8]新旧国会议员也纷纷成立太平洋问题讨论会、太平洋问题商榷会、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等，督促北京政府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9]为了统一力量，9月20日，这些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合并成立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并决定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10] 25日，发表《宣言》称：“巴黎和约拒绝签字，山东问题拒绝交涉，皆我国民对外一致之所表示及成功也。国民意思一致之表示即为国是，国是所在当局者虽欲逆行而不可能，外交方针其一例也。欲谋统一之表现须有统一之机关。太平洋会议发起以来，我国内团体应时而兴者不下数十起，此外，公私各团体对于外交问题特别研究或主张者亦不胜计，其宗旨殆皆一致，分之则神离而力薄，联之则体合而用大。窃本斯义，爰有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之组织，并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对内一致为对外一致之表征，对外一致即对内一致之张本。凡我国人盍兴乎来”。 [11]其意思是国人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能迫使政府不敢违背民意，取得外交的胜利。该宣言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商教联席会议致电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代表蔡元培，同意在沪召开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2]由52团体组成的上海太平洋商榷会更是一致决定加入大会。[13]
11月11日，就在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来自北京、上海及鲁、川、苏、浙、鄂、闽、陕、吉、黑龙江等17省118团体的300余名代表齐集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宣告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与会者包括各地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工会及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著名人士有华侨联合会代表李登辉博士、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浙江海宁县教育会代表严慎予、浙江嘉兴县教育会代表沈钧儒等，大家会聚一堂，共谋外交之策。[14]
名士的参与无疑提高了大会的知名度和凝聚力，但代表们毕竟来自全国各地，在政治倾向上难免各不相同，如何让大家齐心协力，督促政府当局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外交胜利，是大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正要求美国否认北京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资格，指出“南方合法政府为代表中华民国之全国政府，故派遣太平洋会议代表，应由合法正式政府派出。”[15]但美国政府仅同意广州政府派人参加北京政府组织的代表团，孙中山对此严辞拒绝，并积极筹备北伐。对于南北争执的局面，不少代表认为，国民外交大会要维持团结，必须专事外交而避免牵涉内政问题。如严慎予提出：“愿各代表勿涉外交以外之事，启人怀疑。”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罗正纬提醒道：“凡事应加详细考虑，本诸良心，且此次专为对外，不及内政，各方面利害冲突即已消灭；南北纷争，各执一是，国民应有正当之主张，为切实坚强之团结。”一些代表则认为，不卷入政争，不意味着做北京政府的尾巴，国民外交大会“非为政府代表作后盾，系发表真正国民意见，如华府会议失败，国民当否认之”。[16]经过讨论后，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章程规定：“本会集合全国国民公意，对于外交问题，以贯彻正确主张，否认卖国举动为宗旨。”[17]该宗旨无疑反映了众多代表对外一致的心声，但“否认卖国举动”势必将涉及内政问题。随着华盛顿会议的进行，当列强与北京政府的表现令人失望时，代表们不得不卷入内政问题的争论，大会的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从希望到失望：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
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代表们是在“对外一致”的口号下走到一起来的，希望通过华盛顿会议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实现中国的独立。大会成立当天即致电美国总统哈定及各国代表：“恳以公正美满，解决太平洋问题，及世界和平问题”，并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上海市民举行的庆祝太平洋会议开幕的游行大会。[18]11月18日，大会提出了对于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主张：取消1915年5月25日之中日条约及换文；无条件地将青岛及一切属于该地之权利、胶济铁路管理权交还中国；列强未经中国同意所订关于中国之一切条约，均作无效等。[19]然而，随着华盛顿会议的进行，代表们不由得大失所望。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中等9国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标榜“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 的罗脱四原则，接着讨论有关中国的具体问题。其中山东问题备受国人瞩目。早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前，日本政府多次要求北京政府与之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以避免英、美干涉其在山东的利益。中国民众对此极为反对，认为如果答应日本的要求，无疑是承认巴黎和会《对德和约》有效，应该将山东问题提交华盛顿会议讨论。在激昂的舆情压力下，北京政府要求英、美将山东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但英、美两国害怕得罪日本，提出在华盛顿会议“边缘”举行山东问题会谈的方案。1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开始在华盛顿会议外谈判“鲁案”，而英、美派观察员列席参加。这一做法依中国民众看来，依然是中日直接交涉，因而奋起反对。3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召开谈话会，商讨对策。上海代表汪剑农、孙镜亚、喻育之和湖北代表熊本旭等人对北京政府违背民意的做法十分愤怒，主张“否认北庭及其代表”。但江苏代表钟可托表示反对，称：“北庭代表虽不满人意，而国际尚承认之故，欲挽救外交，有暂时作其后援之必要。”喻育之反驳道：“中国所以演成如此现象者，有两种原因：一故意卖国，一盲目爱国。……若仅反对交涉而不反对直接交涉之人，实非长计。”[20]其意思是钟可托关于继续依靠北京政府办外交的主张是“盲目爱国”，只有反对北京政府，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家。争论结果，前者占据上风，于6日致电华盛顿会议：“中国国民对于鲁案二十一条及其换文，绝对认为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缔结之私约，未经中国国会同意，国民当然不能承认。愿以根本取消之旨趣，诉诸华府会议之公判。北京政府代表团会外之交涉，显系继续其卖国行为，完全违反国民公意。本会根据上述理由，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21]一方面表明国人收回山东主权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否定北京政府的代表资格。7日，又发表《对外宣言》，对华盛顿会议提出3项“希望”。前两项是铲除东亚之乱源，取消二十一条及各国妨害中国领土主权、经济独立的条约；后一项是列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以资财或他种方法，助长军阀所卵翼之恶劣政府，以延长中国内乱，为藉口共管财政之地步，则中国国民本其数千年文明民族之能力，起而改造，凡关于建设诸大政，只须假以时日，自能渐事处理，无庸我亲爱之友邦，为我代谋，以益其纷乱”。[22]通电和宣言的发出，意味着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已经超出了成立时“专事对外”的约定，开始涉及内政问题，这势必引起倾向北京政府的代表的不满。全国商会联合会江湘浦、上海总商会赵晋卿、江苏省教育会贾季英、各省区代表李杰等人认为，否定北京政府的代表资格，“无异自己取消国际地位，授人以共管之柄”，于是宣告脱离大会。[23]另外一些代表则呼吁：“外交风云已恶，对外通电似应慎重。”[24]希望大会不要涉及内政问题，以免影响团结。此后，大会对北京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表示只“否认北京政府及其代表之行为”。[25]
对于民众的责难，北京政府并未认错。12月11日，颜惠庆在答复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关于鲁案问题的质询时指出，鲁案交涉由华盛顿会议发端，英、美调停，将来仍由华会公认，并不完全是日方所要求的直接交涉。这种答复，一部分人感到满意，大部分人“仍认为理由不甚充分”，“总不能不谓为直接交涉，与两年来奔走呼号极力抗争之精神，实相刺谬”。[26]他们担心鲁案会外交涉难收成效，对北京政府能否实现国人收回山东主权的愿望仍持怀疑态度。很快，这种担心便得到了证实。在鲁案交涉过程中，中日双方代表对于胶济铁路问题争论激烈。日本代表要求中国须向日本借款赎路，在未还清借款期间，由日方债权人推荐铁路的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长。中国代表主张以国库卷分期付款赎路，而没有必要向日本借款，并由中国人担任车务长和会计长。日本见中国代表态度坚决，便训令驻华公使小幡酋吉向北京政府施压，答应其借款赎路的要求。29日，新任国务总理的梁士诒在接见小幡时表示，拟借日款赎路。消息传来，讨梁声浪即起。与此同时，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撤退无条约依据的外国驻华军警等问题的谈判也进展缓慢，列强分别以中国存在厘金、司法不良、局势动荡等问题，阻扰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除了对列强表示不满外，不少人将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认为内政腐败以致于外交失败。1922年1月7日，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在通告全国的文稿中指出，北京政府同意借日款筑路，是“欲断送路权于日本，而重加负担于国人矣”，至于关税自主等问题不得正当解决于华府会议者，“亦惟北京政府造其因，日本代表箝其口，客军何以不能撤退，为我国军队哗变也。领事裁判权何以不能取消，为我国司法不良也。关税何以不能自由，为我国厘金未裁也。总之，日本之军阀主义，我国人极端反对，北京政府根本上无代表中华民国之资格。在此种现状之下，则任何国际会议，我国决不能得良好之结果。”[27]
与北京政府的腐败内政和软弱外交相比，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政府对内提倡市政、禁绝鸦片赌博、尊重劳工利益，对外屡次声明“完全废除二十一条，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并在澳门划界及“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