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一大批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论著问世，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分述如下。

　　一，《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1][1]出版。由胡绳主持、“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编著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续本。该书重点回答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更深入展开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思维框架。胡绳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问题，指出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的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要真正现代化，顺利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因此，写近代史，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但不能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胡绳对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中间势力”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中间势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力量，应作深入研究和客观分析，不能因为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者不赞同革命就加以否定，也不能认为这些人同革命就没有任何矛盾。胡绳投入很大精力思考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澄清了这一问题，但实践中仍有偏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几代人一直没闹清楚，一直为它苦恼。胡绳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他对中国革命进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思考，所提出的问题对深入开展中国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问题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建立民主政治，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张鸣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2][2]一文，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基层选举的情况，指出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最能反映农民公意的民主实践。文章强调中共开始实行基层选举的策略考虑，即中共通过民主选举，以国民党无法反对的形式，摧垮了国民党原有的基层政权，建立了一种符合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政权结构，从而大大巩固了中共对根据地农村的控制。中共在基层政权的选举和建设中，还注重从乡村的自治传统中汲取资源，在道德观念上强调传统美德的继承，在乡村政权组织上也部分恢复了乡里商议的古风，这既符合抗战这一民族战争的需要，也有利于团结各种积极力量，中共由此成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合乎民意的基层政权。张生、袁新国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3][3]一文具体研究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实践，认为抗战期间中共从根据地实际出发，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管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在中共的努力下，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激发出巨大的民主热情，民众对选举的积极参与和对地方政治的介入，有力反驳了各种个样关于基层民众难以参与民主运作的悲观论调。陈先初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4][4]一文从选举制度、政权组成、政府性质等方面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出中共在选举制度上实行了普遍的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地激发和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民主精神和运用民主的能力；在政权建设上通过不断的民主化尝试，逐渐形成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使政权基础扩大至工农群众以外的其他进步阶层而使其更具有了鲜明的民主性；根据地政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特征，严格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形成处处为人民帮忙、办事的“帮忙政府”；这些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肯定根据地民主建设的成功经验同时，研究者也都注意到，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原因，中共的战时民主建设还是初步的，还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高度。张鸣认为，在民主建设的策略需要和原则规定上，中共当时的认识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还存在将推行民主政治视为一种过渡手段的想法。[5][5]

　　三、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研究。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曾一度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和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局限。多年来，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正确一面讲得很多，很充分，而对其存在的问题则研究不够。李彦宏的《试析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6][6]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性工作，指出这一运动存在四个方面的历史局限：部分地区农民协会领导分子不纯，自由主义现象严重，干扰了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集中表现在大量的游民无产者涌入农民协会，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协会的领导权；扩大打击面，斗争过火，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确发展的轨道，运动在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上都存在简单化的“左”倾倾向；严重损害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人的利益，分化了农村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一战线队伍急剧萎缩；绝对平均主义严重，农民小生产者情绪泛滥，影响了农业生产，给农村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文章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功绩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刚刚起步情况下，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加以回避。确实，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是相对于恶意攻击的“糟得很”而来的，并不等于说运动没有问题，客观地对此加以研究和说明很有必要。不过，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还需要掌握更多的关于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社会政治变化方面的资料，还需要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的更准确理解，尤其需要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论思考。在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刚刚起步时，其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本来就是相互交缠，难以截然分开的。

黄道炫谨供

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