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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的酝酿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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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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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政府改变对中日战争的“不干预”政策，与中国正式结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国。出于对中国战场在抵抗日本中的战略作用的认识，罗斯福总统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推向“大国”地位，倡议成立了由蒋介石任“统帅”的中国战区统帅部，指派史迪威将军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同中国签署了5亿美元贷款协定，并依据租借法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纯粹是政府间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全垄断了美国的各种援助。对于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政府并未与之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和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夏，随着美军观察组的派驻延安，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60年来，对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看法毁誉不一，且随着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起伏迭宕，明显呈现出两极化的现象。本文拟以战时中国国内政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为背景，对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的决策经过，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作出决断的动机和用意，作一简要的考察和辨析，或许能为准确判断观察组的使命及其作用，提供一个认识问题的视角。
──作为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美国向延安派遣观察组一事，从开始酝酿到最后成行，大致经过了中共方面发出邀请，史迪威总部的外交官员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和罗斯福总统最终做出决定三个阶段。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把美国看作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潜在盟国。毛泽东曾向第一个访问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期望。他说：“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1]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敌后战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中共在延安接待了史沫特莱、海伦、基恩、贾菲、拉铁摩尔、斯特朗、米勒等美国记者、作家和学者的来访。曾经担任罗斯福总统卫士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也在华北敌后根据地作了长途旅行和考察，并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卡尔逊把他的见闻和经历都写信报告了罗斯福。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应邀会晤了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阐释了中共的内外政策。[2]这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接触。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党内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由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明确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3]7月12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指示，强调美国的援华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是正义性质的，应当与之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4]
美国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与英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特殊意义，提出“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5]，真诚地表达了同美国政府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封锁，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国际交往活动。周恩来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接触，还会见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等。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斯诺，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居里第二次访华期间，周恩来托人转交了一封邀请信，内容是欢迎一位或几位美国官员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访问。1942年的6、7月间，在史迪威总部工作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接连三次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1943年3月，周恩来又一次向戴维斯提出美国派人驻在延安的建议。据戴维斯3月23日所写的报告记述，周恩来再次提出他去年夏天的邀请，希望美国派遣一小批官员在山西和陕西建立观察站，并且对美国为何不接受这一提议感到奇怪，不知道华盛顿怎么会拒绝这个机会，不去搜集有关日本人和共产党人自己的各种有用的情报。周恩来还特意说明，这一建议并不是以美国帮助延安为条件的。[6]同月，周恩来与当时在重庆的林彪还向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文森特表示，外国(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可能是使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的唯一的力量。他们建议美国对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参加者的中共军队给予某种承认，并希望在美国的对华援助中能够得到恰当的份额。[7]可见，至迟在1942年的夏天，中共就已经主动发出邀请，欢迎美国派出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
最先对中共的邀请作出积极反应的是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戴维斯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势有深切的了解，早就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怀有好感。几个月来他就希望能对延安作一次调查访问，因此对周恩来的邀请感到非常高兴。但居里本人却对此没有多大兴趣，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下来。作为深受史迪威将军倚重的外事助手，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为史迪威准备了一份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在这个文件里，戴维斯表达了对中国政局的忧虑。照他的看法，国共矛盾的发展蕴含着内战的极大可能性。如果爆发内战，中共极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并且拥有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击败中央政府，并最终取得即使不是对整个中国，也是对大部分中国的控制权。可以设想，我们不会欢迎出现一个以中国作为从属伙伴的苏──中集团。这样一个集团对亚洲其它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产生的后果是令人不快的”。[8]为了避免美国被蒋介石拖入中国的内战，戴维斯向美国政府提议：与共产党人建立直接的联系点，并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派驻观察员。戴维斯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延安不但担心蒋介石垄断美援，而且希望避免低三下四地仰仗莫斯科，因此，应当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无论如何，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求得实际的平衡，否则华盛顿总有一天会面对一个难以避免的事实，即中国出现一个亲俄反美的共产党政府。巧合的是，与戴维斯同为史迪威总部同事的谢伟思，在稍早前的1943年1月，也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建议。谢伟思虽然不了解周恩来已经发出邀请的情况，但断定中共方面会欢迎这样的行动。他认为最适合访问共产党地区的人选，是外事处中文科的官员。“他们既要在延安或其附近有比较长期的居留，也要在游击区有相当广泛的旅行。”[9]然而，这份报告被国务院远东司的上司批上“荒谬可笑”的评语而束之高阁。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又给史迪威写了一个备忘录，陈述了派遣观察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说，自1938年以来，再也没有美国人访问过共产党占领区，关于他们的信息都是二手资料，并相互矛盾。而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非常重要，从这一地区可能获取关于日军的大量情报。“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行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因此，蒋委员长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10]戴维斯随报告附上了为罗斯福总统起草的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要求蒋介石同意派遣观察组的要求。史迪威支持这一建议，在2月1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强调：美国政府“非常需要由我们自己的观察员来自共产党区域的真实的报告”。[11]
戴维斯1月15日的备忘录真正触动了白宫。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读到备忘录的副本后深表赞同，并把备忘录副本转呈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指示马歇尔与李海海军上将对戴维斯的建议进行研究，并于2月9日亲自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向中国北方地区派出观察组的要求。罗斯福请蒋介石在派遣美国观察组方面给予合作，并说这种观察组将立即派往陕北、山西，根据需要还派往其他这类地方。罗斯福强调，为了指导未来空中和地面的作战，美国要了解华北和满洲大量日军一切可能了解到的情况，这件事已变得极为重要了。派遣观察组的努力主要通过史迪威总部到陆军部再到白宫这条线进行。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在尽力推动此事。2月16日，国务院询问驻华大使高斯对派遣这样一个使团的看法。次日，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指示远东司与陆军部商议此事。对蒋介石非常了解的高斯答复说，委员长可能不会同意，但值得作这种努力。他提议派遣的使团应当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还建议谢伟思应该成为使团的成员。斯退丁纽斯于是写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赞成派观察员去共产党控制区，并请陆军部将就这一建议作出的任何决定和采取的任何行动告知国务院。
事情的发展证实了高斯大使的预感。蒋介石2月22日致电罗斯福，说在搜集华北和满洲日军更准确的情报方面，他准备予以协助。为此，他正在让军政部长与史迪威接触，“以便在国民政府政治权力所及和中国军队所在的一切地区，为使团在地图上标明未来的行动路线”。[12]也就是说，观察组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国民党的控制区域。次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在重庆的参谋长赫恩将军，告诉他被授权的地区不包括共产党所控制的范围。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方案显然不能满意，于3月9日、22日再电蒋介石，表示美国将于近期派出观察组，观察组的工作范围应包括华北与东北。3月份一批外国记者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经过一段拖延之后获得批准。史迪威总部就此质问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国政府为何允许记者到共产党区域进行这种访问，而不同意美军观察组到那里去。何应钦的答复倒也坦率，他说：这两种访问的意义完全不同。新闻记者是民间人士，他们的访问不会有任何官方意义，他们的观点不会被人认为是代表官方政策。如果美国使团去延安，那就会被认为是美国将要与共产党合作。[13]这种结果当然是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调解国共之间和中苏之间的矛盾，罗斯福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谢伟思奉命为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准备了汇报材料《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其中表达了对国共矛盾将引发内战的严重忧虑，提出“应该继续对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关切。其中包括与驻重庆的共产党代表保持联系，沟通双方之间的隔绝的情况，继续力促派观察员去华北。同时，我们应当强调华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管是在获取有关日军战斗序列、空军实力、气象报告的情况方面，还是在获得有关空袭和战果估价、被击落的空军人员的隐蔽和救护工作的情况方面，都是一样。我们应当考虑，对日军的积极战斗，最后必将推进到华北，因此，有一个援助共军和游击队，或者是与他们合作的问题。如果我们以紧急军事需要为理由的合理要求得不到赞同的反应，我们就应当不惜一切派遣我们的军事观察员。”[14]美国国务院对这篇报告评价极高，称赞它提出了“及时的、透辟的分析和建设性的建议”。华莱士访华期间，谢伟思利用担任陪同的机会，进一步向华莱士说明：一个美国派往中共地区的使团可以减少美国完全依靠国民党的程度。由于美国的支持，共产党人或许能够起到把中国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亲美盟国的作用。华盛顿必须迅速表示它愿意援助中国的任何决心抗日并答应与美国合作的集团。史迪威也认为，华莱士应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观察员问题。
从6月22日起连续三天的会谈中，华莱士与蒋介石讨论了中国战区的局势，中国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国共矛盾，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前往华北地区的部署等问题。华莱士转达了罗斯福对国共冲突的看法，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有事好商量”。蒋介石则为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作出种种辩解，并且照旧“大发共产党的牢骚”，指责共产党人应对中国的灾难和目前的困难负责，埋怨美国不了解中共问题，高估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要求美国对共产党表示冷淡和敬而远之。在谈到派观察组的问题时，蒋介石在22日还强硬地表示，除非共产党答应他的条件，即放弃独立的军队，放弃对根据地的控制，否则他不同意派遣这一使团。当参加会谈的文森特进一步追问时，蒋介石明确地说，他不喜欢这种使团。事情似乎陷入僵局之际，却出人意料地起了变化。第二天华莱士和文森特再次提出观察组问题，强调美国需要得到华北的军事情报，特别是与美国空军驻成都基地的B-29轰炸机作战有关的华北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天气情报时，蒋介石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说“可以这样做”，条件是使团应在国民政府军委会而不是在美军主持下前往共产党地区，而且国民党军官要一同前去。当晚，蒋介石再次向华莱士表态，同意使团一旦组织起来即可前往共产党地区，该使团可以直接与驻华美军总部联系，并且有移动的自由。[15]谢伟思参加了23日下午的会谈。此前，谢伟思奉命为史迪威总部起草了一份致马歇尔的电报，转述在缅甸作战的英美将领的意见。这些将领认为，搜集关于日军战斗序列、天候、机场、友军驻地，以及其他方面更多的情报是很重要的；而且敦请美国政府再次要求允许派军事使团到共产党地区。此外，还有一封建议由罗斯福通过华莱士发给蒋介石的电报。6月23日中午，陆军部回电：总统批准了这一建议和电文。谢伟思由于制订了派遣观察组的计划，清楚美方的具体要求，参加了当日下午的会谈，这成为他遭到蒋介石嫉恨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蒋介石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意为观察组放行，也使得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的最后障碍得以排除。毛泽东6月28日收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电报，得知美国军事人员赴延一事已经确定，不日即可启程，当即复电表示欢迎。[16]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被美国人称之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18名成员分两批乘坐美国空军飞机抵达延安。曾任驻华使馆武官的包瑞德上校担任观察组的负责人。在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给包瑞德的指令中，列举了观察组需要了解的情况。包括：日军战斗序列；日军空军战斗序列；汪伪军队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敌占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情报目标；日军轰炸的损失情况；气候状况；经济情况；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日军的作战行动；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的评估；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海军情况；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评估，等等。[17]自此，美军观察组开始在延安执行其使命。
──美国政府不顾蒋介石的再三阻挠，坚持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决定，是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结果，其根本着眼点在于保持一条与中共联系的渠道，尽量避免国共矛盾的激化引发内战，进而战后在远东扶植起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
自1942年夏周恩来发出邀请到美军观察组出使延安，中间隔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从戴维斯正式提出建议算起，也有一年的时间。之所以拖了那么久，既有信息沟通不暢的原因，也有蒋介石从中作梗造成的延宕，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政府迟迟下不了决心。那么，促使罗斯福最后作出派遣观察组决断的原因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国派遣观察组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如果分别从建议者和决策者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会发现尽管同样都是从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但在派遣观察组的理由上，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无论是最早提出派遣观察组建议的戴维斯、谢伟思，还是全力支持他们的史迪威将军，对于中国国内政治情势的观察和了解，自然较之于远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为真切也更为深刻。他们担负着促进中美合作抗日的任务，而长期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结果，是他们对蒋介石及其政权和军队的极度失望。这种情绪相当普遍地存在于美国在华外交官和军事人员中间。比如，1941年10月前后，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成员斯利尼中校曾对国民党军队做过一次调查，他的结论是这支军队没有战斗的热情和愿望。林沃尔特和德鲁姆赖特也分别从桂林、西安发出过类似的报告。谢伟思在自己的报告中记述了他耳闻目睹的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腐败现象：派系林立，贪污风行，装备不足，缺乏训练，领导无方，鱼肉百姓，等等。在谢伟思看来，蒋介石工于心计，“期待美国替他打败日本，并在这一过程中给以外交上的支持来巩固他在国外的地位；以财政援助和改善与补给他的军队来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蒋和国民党现在的根本考虑不是对日作战，而是继续内部权力斗争，想望如何消灭共产党和几乎肯定不可避免的内战。”“整个这个烂摊子要由蒋介石，而且只能由蒋介石负责。”[18]戴维斯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国民党是个腐朽残暴的政权，它缺乏群众基础，“根本没有社会观念，完全没有为公劬劳和忠于职守的责任感”。敦促蒋介石进行改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他已经变为“他所操纵的腐败体系的政治俘虏而不能自赎──他不能做到既实行彻底的改革而又不破坏平衡”。[19]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看法之糟糕更是尽人皆知。史迪威鄙夷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能力，称之为“一个无知、专制、顽固不化的家伙”[20]，指斥蒋介石的政府“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垮台只是时间问题。在他给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要求军事援助，不是为了共同作战任务，而是为了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以对付共产党。”所以，他“不会努力作战，他想在沿海结束战争，获得大批供应物资，以使他的体制永久存在。”[21]
既然史迪威等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透了这一点，即蒋介石决不会全力以赴地打日本，而是要保存实力，准备打内战，那么他们把合作的对象转向中共与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选择。有过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惨痛经历，对蒋介石厌倦已极的史迪威，在1942年曾与部下探讨过中共军队参加缅甸作战的可能性。[22]1943年8月，他又与邓宝珊、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就同八路军合作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并制订出了一项计划，内容是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在华北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以牵制日军，使日军不能实现沿长江西进或威胁长沙，并要求蒋介石给予中共军队租借武器以激励其抗日。[23]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再次提出一项与八路军联合作战的建议，他在为此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建议采纳这项计划，建议给西北地区的军队以充足的给养使之发挥作用……在最坏的情况下，这项计划也不会损失军队，给养的损失也很少，它利用了否则便闲着没事的部队，它可以搞清在西北的(共产党)军队的可靠程度。如果我们不行动，日本鬼子就将行动起来。”[24] 1944年7月，豫湘桂战役形势吃紧，马歇尔准备提议把史迪威由缅甸战场调往中国，并就此征求史迪威的意见，问他能否在中国把事情办好。史迪威的答复是：要把事情办好，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的全权。要挽救局势，只有一种可能，即从华北的山西省发动反攻。这种作战需要有共产党的部队参加，他们也应当参加。他最后说，总之，这种措施，也只有这种措施，才稍能挽救中国。在史迪威看来，蒋介石“把封锁共产党置于比对日作战优先的地位，简直是荒唐，其结果也只能是灾难”[25]。虽然这些建议都因蒋介石的断然拒绝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它却表明史迪威一直没有中断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努力。
戴维斯、谢伟思在提议派遣观察组时，也十分看重中共的军事实力与合作抗日的前景。谢伟思就曾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26]要同中共建立共同抗日的合作关系，首先必须能够得到中共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谢伟思埋怨说，能够得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情况都是几年前的东西，而且无论从范围和可靠性来说都是有限的。他认为，派遣美国代表访问延安的好处是很大的，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共产党方面情况的全面、可靠的信息”。他还开列了一长串需要了解的问题的清单：共产党地方政府的结构，政府“共产主义化”的程度，是否显示了民主主义的可能，是否赢得人民的普遍支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对比；共产党在征税、征粮、征兵和强制劳动方面怎样处理与人民的关系，与国民党政府有何不同；共产党人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对盟国的事业有何价值；共产党如何处理通货膨胀、物价管制和经济资源开发，如何进行对敌贸易；游击区人民的动员和觉悟程度，等等。“没有诸如此类的知识，很难评价互相矛盾的报道，并作出经得起深思熟虑的判断。”[27]
通过观察组建立与中共的正式关系，不仅对眼前的对日作战有好处，还可以使美国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居于有利的主动地位。这是戴维斯在申述派遣观察组的理由时特别加以强调的。戴维斯认为，国共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因而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在1943年6月24日那件备忘录中，戴维斯写道：“国民党和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人是对中央政府及其腐败的制度的挑战，他们得到人民的支持，并且由于进行政治改革和行事正直而深孚众望。委员长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的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即让共产党合法化并推进民主改革的实施，这样作可能意味着国民党的退让和各省的割据。”“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中央政府要他们解散自己的军队，溶化于国民政府的要求。这样做无异于自取灭亡。”[28]由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法军用物资都给了中国政府，一点也没给共产党人，而且极有可能被蒋介石用来与共产党人作战。戴维斯最担心的是蒋介石把美国拖入反对共产党的内战，甚至拖入同苏联的冲突中去。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此，戴维斯在1943年12月31日致函霍普金斯，强烈地提出：“我们应当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我们应当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例如，我们应当打定主意，避免在战争结束时处于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堕落的日本傀儡互相勾结以反对获得苏联同情的民主大联合这种地位。”[29]戴维斯的意见在1944年5月19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准备的美国政策概要中得到了部分的反映，政策概要中说：美国“并不承担在任何和一切情况下支持国民政府的义务，……对于中国的内部问题，可以说美国并不关心中国敌对集团之间的主义问题。总的说来，它希望看到能增进中国人民普遍利益的计划取得成效，而不考虑实现这个计划的那个中国团体的政治色彩。” [30]6月15日国务院给驻华大使高斯的指示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31]这等于是说，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长远利益，美国政府能够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并且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对蒋介石。
罗斯福总统在作出派遣观察组的决策时肯定受到了戴维斯等人意见的影响，否则他也不会在收到建议那么短时间内就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要求。问题是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人物和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在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上，在对蒋介石和中共的态度和策略上，罗斯福是全盘接受了戴维斯等人的观点，还是另外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军事因素是罗斯福决策过程中必定要考虑的。在与蒋介石的交涉中，罗斯福所反复强调的，正是派出观察组在获取军事情报方面的使命。然而，这只是对蒋介石公开说出的理由。如果与当时史迪威与蒋介石关于指挥权的争议联系起来看，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史迪威来华之前，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援华租借物资督导人和任何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美方代表。陆军部长史汀生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确认史迪威的职权是：“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全部驻华美军以及可能划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出席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作战会议和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32]根据这一谅解，史迪威认为他享有对在缅甸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但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他在缅甸的行动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掣肘，部队实际上由蒋介石遥控指挥，拒不服从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插手是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1944年5月，史迪威兵临密支那城下，第二次缅甸战役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先是不肯派驻在云南昆明的Y部队渡过怒江，攻击缅北日军的侧背，配合密支那的作战。在罗斯福的再三督促下勉强出兵后，又几次扬言要把部队撤回国内。不仅史迪威，连罗斯福也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不胜其烦。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再溃败，战局持续恶化，与其他各大战场的顺利进展形成巨大的反差。罗斯福在7月6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把史迪威召回中国，在蒋的指挥下统率所有中国部队和美国部队，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作战行动，以遏止日军的进攻。并称：“除了史迪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消除目前威胁着中国和我们打败日本的全盘计划的灾难。”[33]几乎同时，华莱士副总统正在重庆与蒋介石就派遣观察组问题进行交涉。这不会是毫无关联的两个孤立事件。罗斯福不会不了解蒋介石最大的心病是担心美国与中共合作，却执意要向延安派出观察组，不能排除有意藉此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在指挥权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可能。当然，罗斯福经过反复权衡，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角力中最终偏向了后者，并非出自他的心愿，而是不得不然，因为他更需要蒋介石。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的原因之一，是美军有1944年秋在华东登陆的计划，实行这一计划必须得到当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配合。美军方的确有过这样的计划。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1943年5月14日召开的联合参谋部会议提出的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中，规定由美国从东面，英国和中国从西面夹击广州──香港。然后，双方军队携手向华北进军，从那里加强对日本的空袭，如果还不能强迫日本投降，就进攻日本本土。1944年3月间召开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决定，美军计划于12月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在5月命令海军情报官梅乐斯从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理想地区。然而，这只是美军作战部门的设想。实际上还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跳岛进攻的胜利和中缅印战区的胶着状况，已经使美国的决策者确信，从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可以打败日本，而无需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尤其是在日军占领了美国在华南的空军基地之后，美国已放弃了在中国登陆的一切想法。作为美国国家的最高机密，连国务院和军队作战部门对此也不是十分明了。[34]1944年7月，罗斯福在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亲自飞往珍珠港，与麦克阿瑟、尼米兹商量下一步作战方向，正式批准了以菲律宾而不是台湾为进军方向。因此，即便是戴、谢等人在提出建议时考虑到了美军登陆这一因素的话，但就罗斯福而言，这并不成其为派遣观察组的一个理由。
由于战略计划的调整，在罗斯福的心目中，中国战场在夺取对日作战胜利中的价值确实有所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已经放弃了中国，恰恰相反，中国在他对战后东亚甚至世界格局的构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担任国务卿的赫尔曾经对罗斯福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作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35]美国当然是未来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主导者，对战后中国的角色，罗斯福也早已作了规划。英、苏两国领导人对罗斯福抬高中国地位心存疑虑，罗斯福对斯大林的解释是，“并非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目前的软弱地位，而是他的目光更远地瞩望于未来”。[36]他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说法则无需掩饰：“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37]战后出现一个统一和稳定的自由主义的亲美的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这是罗斯福的期望，也是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但是，这一愿望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1943年9月，罗斯福与副国务卿韦尔斯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留给韦尔斯的印象是，“他(罗斯福)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强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内在的危险更严重。他认为，战后最有可能出现麻烦的地点就是中国。”[38]一旦国共之间爆发内战，美国将被迫卷入其中，甚至有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可能，造成远东局势的长期紧张和动荡，罗斯福的愿望就将化为泡影。罗斯福比谁都清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中共的参与，作为中国国内唯一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中共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派遣观察组作为建立与中共合作关系的一个必要步骤，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军事上的意义。如果说罗斯福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留下的资料太少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后来他的只言片语中推断出他的想法。1944年11月15日，罗斯福曾经写信感谢卡尔森转给他周恩来的一封有关美国军事观察组的信件，他在信中说，“我希望并祈求能同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真正解决问题。”[39]12月，罗斯福在同内阁成员谈起为调处国共矛盾忙得不可开交的赫尔利时，称赞他正在做着“了不起的工作”。[40]1945年3月中旬，罗斯福对斯诺说道，自己“一直在那里中国的两个政府进行合作”，并且“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够使他们共事”。[41]由此看来，罗斯福并不太在意观察组在军事上达成多少具体的成果，与中共的建立联系并保持这条沟通的渠道本身，对美国来说更具有实质上的重要性。
归结起来，罗斯福与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对中国问题的歧见，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他认为美国必须依靠蒋介石。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心态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对蒋介石及其政权非常不满，甚至一度产生过抛弃蒋介石的想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 “在政治上他必须支持蒋介石”[42]，“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43]。越到后来，后面这种想法越是占据了主导地位。1944年5月，罗斯福请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转达他的口信：他相信蒋介石“是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当遭到破坏。如果中国陷于分裂并爆发内战，对日本的有力抵抗运动将化为乌有”。[44]赫尔利来华之前，罗斯福交待说，自己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参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45]二是他认为中国的内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他希望由国民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进行适当的民主改革，吸收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同时保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变。因此，他对赫尔利在国共之间的调停活动曾经寄予厚望。然而，他的这些想法建立在并不牢固的基础上。有那些长期在华工作的军人和外交官比起来，他对中国问题的本质的把握是有欠缺的，对蒋介石、对中共的认识是肤浅的，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对蒋介石的影响力，同时低估了中共领导人的意志和能力。当他默许和纵容赫尔利把相对灵活的对华政策变为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支持，把美国与蒋介石紧紧地拴在一起时，史迪威将军的被调离，戴维斯、谢伟思等中国问题专家的受迫害，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美军观察组在两年零七个月后冷清清地离开延安，这一切就都已经决定了。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邮编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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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127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50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491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806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164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252页。
[6]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118页。[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558页。
[7]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76页。
[8]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228页。
[9]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77页。
[10] [美]伊·卡恩著，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129页。
[11] 冯嘉琳著：《史迪威将军》，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年出版，340页。
[12]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79页。
[13]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81页。
[14]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56～157页。
[15] 对于蒋介石突然改变态度的原因，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华莱士以同意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以陈纳德取代史迪威的职务，换取蒋介石对派遣观察组的认可。
[16]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335页。
[17] [美]D·包瑞德著，万高潮、卫大匡译：《美国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31～32页。
[18]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91、90页。
[19]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140页。
[20]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43页。
[21] 冯嘉琳著：《史迪威将军》，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年出版，220、221页。
[22] [台]邵宗海著：《美国介入国共和谈之角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995年出版，54页。
[23] [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557页。
[24] [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吕浦、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86页。
[25] 资中筠著：《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24～25页。
[26]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73页。
[27]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177页。
[28] [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227页。
[29] [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142页。FRUS，1943，CHINA，397-399。
[30] [美]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著，王益、王昭明译：《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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