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表明了即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
中国革命的形势到１９４８年底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转入尾声，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日可期。毛泽东在１２月３０日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１９４９年将召集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标志着筹备建国工作的正式启动。随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９年１月和３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和公布了有关新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新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将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把中华民族洗雪近代屈辱外交的百年夙愿变为现实，表明了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意志，也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铺设了稳固的基石。
一、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与旧中国屈辱外交一刀两断
中国革命的胜利，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１００多年。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大炮和军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威逼先后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外国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对中国人民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精神奴役，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①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革命的对象必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②“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③革命胜利后新政权面临的外交课题，首先就是如何对待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既有的外交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通过这些条约攫取的各种特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一向是明确和坚定的，那就是，新中国必须彻底摆脱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及其影响，确立自己的国际主体地位，以崭新的形象走上国际舞台。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④。
按照西方传统的国际法，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只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享有国际法的权利。对于旧政权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新政权也有遵守的义务。如果承认和接受这样的国际法原则，就将意味着西方国家能够继续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那样的话，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就成了一句空话，革命的意义和成果就将化为乌有。因此，中共决不可能受这样的国际法原则的羁绊。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有损中国权益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７年２月１日发表声明：“对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⑤１９４７年３月，毛泽东向有关外事人员谈起外交问题上要“另起炉灶”的设想。他说：中国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⑥。其后，他多次在一些重要文件、文告中就此作了原则性的政策宣示。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断然宣布：“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⑦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强调，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⑧。
转入战略决战后，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了沈阳等重要城市。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涉及对外政策的问题，急需中央就对外方针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１９４９年１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新中国的外交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他们（指美、英、法等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将来要通商，可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⑨周恩来也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魄⑩。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４７、６３３页。
③《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页。
④１９５２年４月３０日，周恩来在一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对“另起炉灶”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作过精辟的阐释。关于“另起炉灶”，他说：“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５、８７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０２页。
⑥参见程远行：《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５页。
⑦⑧《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３８、１２５４页。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转引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１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２页。
⑩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５４６－５４７页。
会议通过的文件《目前形势 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作了深入剖析，指出，美国政府“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①
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了如下内容：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②。指示强调，“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③２月，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用形象化的语言解释了中共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④。
在３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对“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做了完整的阐述。他说，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城市和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对于这些，要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解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七届二中全会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正式确定为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４月２５日电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南京解放后，对驻在南京的各国使馆，我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⑤。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制定，显示了中共对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一概推倒重来的决心。人民政权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拒绝承认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官员的身份地位，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的合法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有力地向世界各国表明，新中国将与以往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完全摒弃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关系、传统和惯例，再也不受那些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束缚，而要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外交。这样，就“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⑥，“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⑦。
二、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另起炉灶”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根本否定，而否定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那么，新中国的外交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或者说，新中国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５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７３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３９－４４０页。
③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４、２３３页。
④《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７９－３８０页。
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８６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３４页。
百年以来，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俎上鱼肉，任由其瓜分豆剖，巧取豪夺。中国人民受尽侵略和压迫，渴望自由和平等。为实现救国理想奋斗毕生的孙中山，至死不忘在他的遗嘱中告诫国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①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一再申明争取国家平等地位的主张。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未来的中国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无论是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共惠。”②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③中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重申“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同时也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④
中国人民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不拒绝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与经贸关系。只是，与西方国家的相互承认与建交必须以平等为前提，而不应被视作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恩赐”。１９４８年春夏之交，英、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向中共方面试探，要求就承认和建交问题进行接触。１９４９年４月南京解放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并未与国民党政府一道迁往广州，而是异乎寻常地滞留南京。毛泽东判断，“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为此，他于４月２８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⑤周恩来也在与民主人士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共对建交问题的态度“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入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⑥。月４３０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声明中，表示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提出了新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⑦
５月初开始，中共方面代表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过多次接触。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并于５月１０日和６月３日两次作出指示。毛泽东要求黄华向司徒雷登表明，“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⑧。司徒雷登在会谈中一面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加中国内战，并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一面却又按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承认”条件⑨，要求新政府应当承担国际义务，即保证西方国家享有旧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司徒雷登还提出访问北平的要求，想与中共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中共方面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名义前往北平。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再次郑重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⑩他还请人转告司徒雷登，仔细读读他的１５日讲话，将从中知道中共的态度。他特意提醒，“美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称呼是有区别的。“美国”是指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美国帝国主义”，则是指美国政府中那些制定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人。他希望美国从今以后不再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府，而是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行事和制定政策。如果美国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胡乔木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尽管我们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但我们也确实作了在具备条件时与它们建交的准备。”１１
①《孙中山全集》第１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３９－６４０页。
②毛泽东：《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解放》第５７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８４－１０８５页。
④⑦⑩《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３５、１４６１、１４６６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第４９０页。
⑥１１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５４９、５４９－５５０页。
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７－８８页。
⑨５月１３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提出承认新政府的三个条件：一、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家领土和行政机构；二、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三、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普遍认同。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１９４９－１９７２）第１卷，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４页。
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并没打算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他们认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美国政府 还分别向一些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去照会，要求他们与美国结成共同战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中共政权的任何行动”。８月５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为其对华政策的失败辩解。作为回应，毛泽东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号召全中国人民彻底放弃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强调只有组织力量同他们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①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的第四天，杜鲁门政府宣布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可见，并非是中共拒绝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是美国政府的顽固态度使中美关系陷入长期的僵局。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往来和贸易活动，是中共方面的一贯主张。早在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就对斯诺说过：“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②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③。抗战后期，毛泽东又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到，中共期望同美国合作，尤其在战后中国的经济重建中需要美国的资本。他说，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但美国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需要出口市场，其资本也要寻找投资出路，而中国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④。但在抗战胜利之后，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中共与外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并再度提出与外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的主张。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南局，赞成与英国进行商业来往，并表示如英国领事馆人员确有通商诚意，可考虑其进入解放区与华北政府直接接洽⑤。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也曾表示，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⑦周恩来也说：“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⑧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陈铭枢向司徒雷登转达口信说“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⑨其：后，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毛泽东都重申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思想。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为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济往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寻求稳固可靠的同盟
“一边倒”方针虽然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正式提出的，但从４０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就可以寻出端倪。那时毛泽东就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⑩。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中国人民应当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如果说当时毛泽东还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当革命的最后胜利日益迫近的时候，他开始更多地从外交布局的层面考虑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为就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与斯大林交换意见，毛泽东在１９４８年４月曾有过访苏的设想１１。他在同身边人员谈起访苏目的时说：我们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我们才行，我们才能
①⑦《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８７、１４３５页。
②（美）埃德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