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革命，也是近代民族革命的一种，它的标帜是认同血缘，属种族民族主义；另一种认同文化为标帜，是文化观民族主义。前者狭隘、激烈，后者较为宽容与先进。

《左传》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即是从血缘上认同，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嗣后凡遭受异族侵略，特别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的侵略，这种血缘认同，形成了“夷夏之防”的原则。明清之际，“夷夏之防”观念表现得最为强烈。

晚明腐败，李自成入京后戏弄愿降的明朝文武，并对他们拷打追赃；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北京文武百官出城五里拜降，居民老幼焚香跪迎。而远在南方的江浙，军民却联合殊死抗清，不仅有扬州、江阴、嘉定的屠戮，浙江也是南明抗清的基地。1645年，钱肃乐、张肯堂、张国维、张煌言、黄宗羲等号召当地民众万人，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建都于绍兴，守钱塘东岸抗清兵。继则据守舟山，直至1651年被歼，无一人投降。民众虽易服清装，死后入殓时仍换上明代衣冠，所谓生降死不降（注：蒋梦麟：《西潮·新潮》，第2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明末义士组织秘密会党，主旨即在反清复明。

但年代久远，满、汉同化融合日深，夷夏之防日益淡化。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朝野则视西人为夷，称之谓“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注：《道光朝夷务始末》所载疆臣的奏折中常用此语。）。在此外部的压力下，民族观念有变化，对内而言，已由种族论式转为文化观式。满汉一体的观念，渐臻盛行。鸦片战争，更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有新的认识，承认西方国家的长处在船坚炮利，由此改变了“夷性犬羊”的看法，有人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因此使民族主义的概念，成了满汉一体，中西对立。不过太平天国的出现，为了造反有理，为了夺取清廷政权的需要，继承并发扬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夷夏之防”理论，对内排斥满族统治，对外同样排斥西方国家，成了这一时期的插曲。

此时清廷的有识高官及知识分子，认识到当时的中外形势，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局。他们进一步完臻文化观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抛弃传统的妄自尊大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汉民族主义世界观。不过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渊源仍来自中国传统。

甲午战争，偌大的古老帝国，竟为蕞尔邻国所败。但日本虽小，却因其西化改革成功而国力大增，使人看到“国无大小，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不修其政则弱……突厥（土耳其）至大国，守旧拒之则弱削……日本小国，更新变用之则骤强”（注：《戊戌变法》（三），第2—3页。）。激发维新之士进一步注意向西方学习，不仅注意器物层面的文化，还开始怀疑固有的道统，相信精神文化亦非变不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深入民心，逐步形成近代国家民族的意识，戊戌变法应运而起。

世纪之交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与自立军运动代表着当时政坛革新与守旧的两种走向：慈禧为首的一方，利用下层迷信群众，意欲完全拒绝来自西方的影响，盲目排外，引来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自立军欲保证改革顺利继续而发动了清君侧勤王运动，也失败了，慈禧被迫接受新政，嗣后又有仿行立宪……

此时则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有鉴满清政府中的亲贵大臣颟顸无能，是革新的阻力，为求有效的清除他们，就选择在民族问题上做文章，否定满汉一体论，恢复“夷夏之防”传统理论——仇满。章太炎是这方面的理论家。1902年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即把种族与革命合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煽动种族仇恨。1903年邹容作《革命军》（注：单行本，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今见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1册，第649—677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亦强烈倡导种族民族主义，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史料，激发人们的仇满情绪，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徐锡麟的仇满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陶成章在《浙案纪略》的《诸党会原始》中说：“明之末也，浙江沿海义师抗拒最烈。……及太平天国之师入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力乃又炽矣，……（20世纪初）乃复有所谓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积而久之，遂成丁未之巨案”（注：《辛亥革命》（三），第18页。）。即是说浙江的会党，上承明末之反清复明运动，光复会则是“助其焰而扬其波”。

把仇满溶入革命，孙中山实是始作俑者，1894年成立兴中会，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时改为“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1902年在东京召开的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就是由孙中山主持的，并称邹容的《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页。）。他创立的兴中会、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宗旨基本相同，只是宽窄有别。两会之间的矛盾、分歧，有人以孙中山的话“‘惟以名位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一语最为正确、公平”（注：陶冶公：《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歧和合作》，《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表明它俩的分歧，不是由于宗旨不同而引起的。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排满革命则一度成为华侨、留学生以及上海等地的主流思潮。与海内的立宪派形成鲜明鸿沟。

民族主义在古代，是为了抵御异族，我国春秋时期有“尊王攘夷”，西方罗马人的力拒蛮族皆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出现，一般都是由民权主义带动民族主义。为了发展国内的民族工商业，启发国民自觉心，抵抗异族入侵，或反抗异族压迫，民族主义思想是团结一致对外的最佳工具，所以民权主义可说与民族主义是互动的、共生的。我国戊戌变法与庚子勤王的失败，在争取近代化过程中的阻力是封建专制，不是满清王朝此时骤然对汉族实施变本加厉的残酷压迫所致。官僚政治的腐败，是封建体制造成的，不是种族压迫的原因。

章太炎说：“同族相代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注：《〈革命军〉序》。）；孙中山同样持此论，光复的旧业是朱明王朝，以清朝替代明朝为“亡国”；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亦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注：《〈革命军〉序》。）。这样的光复，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质的差别。文艺复兴是恢复古代的人文精神，反对宗教神权统治，成为近代的开端。排满的光复，仅仅是恢复汉人做皇帝，如果不能证明明代比清代先进，则与文艺复兴正是相反。其所谓“革命”，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不具西方“革命”一词“革故更新”之意。恢复“夷夏之防”，更是大汉族主义歧视异族，进而压迫异民族，依然是民族不平等，与同盟会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不相符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但是，“排满”是一个能煽动民族感情的口号，有人说同盟会（国民党）的成员，“信仰三民主义的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注：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7期，1924年10月15日。），而多半是为排满而加入。“排满”作为革命的一种策略（或曰“政略”），事实证明它能鼓动群众的情绪，但不能贯彻革命的宗旨。邹容《革命军》在社会上流行之际，即有革命派中的蔡元培，著文解释所以提倡仇满的原由，题为《释仇满》。他说：

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彼所谓满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而生子甚多，彼族妇女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彼之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扑鸷之气，而为北方裨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明也。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然而满洲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注：《苏报》于1903年4月11—12日连载，当时未署作者姓名，直至1919年才在《口述传略》中说明所以撰著的用意。）。

蔡元培指出，现在“新可以为满人标志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实食之特权耳”（注：蔡元培：《口述传略》，黄世晖记，载徐蔚南编《蔡、柳二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蔡元培在此指出现在所以仍有“满洲人”三字保存，是一部人保持自己特权所采取的一种“政略”。那么革命者也可反其道而行之，用“排满”或“仇满”为反“政略”。蔡说：

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

本来是个政治问题，为什么反“政略”竟成了种族复仇？他说，仇满论的提出者，也是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适闻西方民族主义之说，而触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习，则以仇满之说附丽之。”这样就把政治革命变成了种族革命。

蔡预测，仇满论者采取的措施，将会有二途：一曰暴动，二曰阴谋。前者如义和团，不分教士商人，见洋人就杀；后者则“如周之于殷，越之于吴，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遣谍者以间之，贻玩好以惑之……。要之，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此则纯乎种族之见也”（注：蔡元培：《释仇满》。）。历史证明，“暴动”未有见，史籍所见的排满措施，均属第二种（谋有所图而隐秘不使人知）。以种族之见，“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诚如徐锡麟所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申报》曾建议清廷：“实行立宪而推诚相与，使彼党中具有能力之一、二人，恍然于朝廷之与民更始，而无所用其破坏，无所用其反抗，则不但上下可无事，即中外亦相安。”（注：《论皖抚被戕》，《申报》社论，引自毕志杜《徐锡麟》。）一方推诚，另一方如不承领，亦属无效。徐所刺的恩铭就是一位积极推行新政的巡抚，委“曾经出洋”的新派道员办巡警学堂，亦全力支持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作新教育试点，成绩卓著。仇满论者却把这样的满吏作为报民族公仇的对象。

仇满革命，是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倒退，可是在我史界，长期均以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诠释其正当性。辛亥革命成功何在？揆诸事实，辛亥武昌十月的炮声，不在同盟会谋划之列，孙中山等人都在国外。其所以能使清廷震溃，连孙中山亦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3—244页。）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当时起关键作用的是立宪派、绅商和新军中的一批新军人，“1908年—1913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黄金时期”，“当时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是特别重要的二点，因此“认为是咨议局和自治会的联合行动推翻了清政府”（注：见高慕轲：《辛亥革命之消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1559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立宪派本是信任清廷预备立宪的，在1910年发动了三次请愿速开国会的运动，就是对清廷立宪信任的表现。但在第三次国会请愿代表团进京时，因其请愿书措辞激昂，清廷震怒，下诏勒令返里，代表们则对清廷失望。据当事人徐佛苏说：“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注：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69年版，第105—106页。）。第二年武昌的炮声，他们认为是“可以发难之问题”就行动起来了。他们是政治革命。

清廷于此期间亦是有进步的，就从其对革命者的态度而言是如此。以徐锡麟案为例，军机处“会议曰：‘宜处徐党以严刑，夷其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肃邸闻之，独不谓然，曰：‘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属，均勿连累。’军机不允，肃邸即告醇邸，并询贝子以此意，得其赞成。三人联袂赴军机处，再言夷灭九族之非计，庆邸、麟中堂等闻言，始允其议，乃电饬江督从宽惩办。”（注：人尹郎编纂：《皖变始末记》，新小说社光绪33年9月发行。徐锡麟被施以酷刑剜心祭恩铭，是其家族所要求。）并非以牙还牙，使镇压扩大化。在立宪问题上，被徐锡麟声称要刺杀的铁良和端方惊恐万状，端方由此曾致长电于铁良，“其大旨云：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脚，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甚之萌“挂冠之志”（注：毕志杜著《徐锡麟》所辑录的新闻。）。因摄政王载沣的颟顸而失去民心，但也曾把9年的预备期限改为5年；武昌响起炮声，诸省宣布独立，也未坚持以武力镇压，以致双方没有作殊死决战；终于接受了南方优待条件，宣布逊位，“尊号仍存不废”。1912年2月12日，清帝所颁的逊位诏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注：《辛亥革命》（八），第183页。）。

在协商中谈判政权的交替，使我民族避免了一场兵燹浩劫。首创我国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对清廷来说是识大体的，值得宣扬，不应贬低、更不宜抹煞。

在交接政权的过程中，纵然有袁世凯的介入与操纵，但作为南方的革命派，也主要因袁是汉人而认同，袁亦是投其所好。其结果，因“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注：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除换了一块招牌外，究竟比清廷立宪还增加了多少新东西？

排满革命，不是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先进理论，即使作为革命的“政略”，也得重新评估其在历史上的价值，本文兼论此题，意在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