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众说不一。笔者根据所看到的材料，试图对此做一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论。

一、中共代表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时期的作用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有计划、有步骤的军事侵略，中国人民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由此而兴起的广泛的反日爱国运动，使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日渐联合起来，并逐渐促使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这种情况决定着国内阶级矛盾将要发生重要变化，民族矛盾将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能否顺应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修正自己的主张，应该是分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过程中中共代表团作用的比较恰当的标准。

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１９３２年正式组建的，当时正是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和日军进攻上海之际。针对这样一种形势，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口号。即“（一）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三）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彻底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注：转引自《王明言论选辑》第３４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这个口号的实质仍旧是“左”倾的，它并没有真正把反日或掀起反日爱国运动作为自己的和民族的头等任务，仍旧把以苏维埃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和一切工作的前提。这个口号既没有反映民族矛盾上升这个事实，也没有反映阶级关系微妙变化这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代表团对于上海“一二八”抗战，表现出了一种不理解的和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们不相信国民党上层集团中的将领会领导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因而主观地断定他们参加作战，纯粹是因兵士及民众的压迫而“不得已的”，他们时时刻刻准备寻找投降和休战的机会。在中共代表团的眼里，国民党的所有派别和高级将领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真正人民的工农兵贫民和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彻头彻尾地为中国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解放而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注：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１日。】。不难看出，这里中共代表团的“左”倾观念是严重存在的。他们照搬共产国际所谓“三位一体”的口号，无视中国资产阶级和部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救国问题上开始同蒋介石集团发生矛盾这个事实，依然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不仅丝毫没有考虑到有同他们中间的某些进步力量联合的可能，甚至也丝毫没有想到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分化和打击蒋介石政权的问题。由于中共代表团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米夫、王明等同国内四中全会以后的临时中央的特殊关系，这种情况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

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变化和新观念的产生，是在１９３２年底。１９３３年初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关内进攻，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蒋介石军事“围剿”一步步加剧，苏维埃革命在城市中缺乏实际号召力，而全国各地反日情绪却日益高涨，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不能不考虑在政治宣传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东北地区各种性质和派别的反日斗争的持续发展，也为中共代表团在策略上修正自己的作法提供了实际的例证。于是，从１９３２年底开始，中共代表团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中共代表团这时起草的下列一些文件中：（１）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代表团提议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２）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从头年１２月即开始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３）１９３３年５月，中共代表团提出公开宣传五条对日作战行动纲领，及１０月２７日进一步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即著名的六大纲领给临时中央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２０日，这个基本纲领以“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１０００余人签名公开发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上述中共代表团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第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在１月１７日“三个条件宣言”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政治上明显贯穿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表明了共产党准备以民族利益为重，准备与一切爱国党派、军队和个人，包括反对自己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的基础上联合一致，停止内争，共同抗日的意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切服从于阶级斗争，服从两种政权的斗争的作法，表现出共产党准备以抗日救国为首要任务的决心。这自然会产生重要的和积极的政治影响。以后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等与我党的合作的形成，无疑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第二，提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方针，即所谓“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３２３页。】。它无疑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否定“左”倾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中共代表团才能够很快放弃一切中间派别都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观念，提出具有全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性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且一反过去的作法，千方百计征求中间派人士，甚至国民党将领和上层官员签名支持。这种作法无疑有助于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的政策。

当然，过分夸大中共代表团统战方针上述新变化的意义，以至完全忽视其中的宣传性、策略性，是不妥的。正如后来米夫和博古所说过的，这些主张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骗人把戏，孤立蒋介石卖国政府，促进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削弱其反革命武装力量，争取其下层官长和士兵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指导思想还未能真正摆脱“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在实际政策的运用上，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按照他们宣传上所说的那样去做，相反，仍旧看不到国民党内一些要求抗日反蒋的军事将领和政治派别的进步性，以致把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时提出的进步主张，看成“‘左’倾动人的口号”，和“‘左’倾词句”【注：《王明言论选辑》第３７５页。】。

不过，如果我们因此而否定中共代表团上述文件和其中所表现的种种积极因素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积极影响，那恐怕是十分错误的。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３０年代克服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党自身在总的政策和观念上对“左”倾错误还远未认识和纠正的前提之下，这种新政策的产生和酝酿，就更加只能是一个曲折的缓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代表团此时在统一战线思想上的每一进步，应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首先是在宣传上的和某些策略观念上的进步，才导致了它在１９３４年下半年以后在统一战线观念上的更大的发展。

１９３３年底到１９３４年，中共代表团已开始具体提出“反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由于这种新形式的统一战线肯定了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可能和同“反日反蒋”上层集团建立统战关系的可能，因而对下层统战观念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能够具体领会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精神，注意研究与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某些经验教训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代表团尽管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过程中，首先在观念上和形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对国内临时中央的实际政策未能发生有效的影响。这一方面固然在于苏维埃革命后期双方联系的困难以至中断，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关于苏维埃革命方式和中心作用的“左”倾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当“反日反蒋”统战策略在中国实行过程中，临时中央仍念念不忘用阶级革命的方式来检验和打击同盟者，夺取其领导权。于是在察哈尔和福建事变中，就表现出一方面用“反日反蒋”的口号来联合同盟者，一方面又分化和打击同盟者的矛盾现象。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作法，中共代表团虽未必能从民族矛盾和阶级关系上提出真正有力的批评，但他们无疑是不同意的。在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６日和１１月１４日两次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们明确提出我党应“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的思想。主张团结一切力量，包括联合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切反日反蒋派别。为此，代表团尖锐批评了临时中央在福建事变和察哈尔同盟军问题上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要求临时中央运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来看待与国内各派的关系问题。这种新观点和新方法是：第一，无论军阀派别之间存在和发生某些矛盾和冲突，我们党都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必须估计到这一事实，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主要敌人，红军领导不仅不应当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的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第三，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蒋武装斗争（如十九路军行动），同时，每一个大的反蒋武装行动，也有可能变成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战争（如吉、方、冯等在北方行动），因此我们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尽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注：参见《王明言论选辑》第４１２页。】。可以肯定，在这种统一战线的新观点和新方法里，仍旧存在着“左”倾错误，没有真正估计到阶级关系变动以至民族矛盾上升的严重事实，但是，这次经验教训的总结，无疑为中共代表团后来起草《八一宣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中共代表团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与形成时期的作用

１９３５年７月至８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纠正以往关门主义错误，广泛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任务。对于中国，大会则要求中国党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了适应和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代表团于１９３５年６月即开始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于７月１４日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得以一致通过。这一宣言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共代表团开始突破“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和影响，而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确立和形成。这一宣言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它不再是政治宣传的产物和一种策略手段，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愿望；第二，它确实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共同抗日救国当作党的中心任务和斗争目标；第三，它公开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民族性，第一次表示愿意与各党派各军队共同抗日救国；第四，它第一次不再坚持苏维埃革命形式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作用和领导作用，提出了组织一个统一的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各党各军队各民族的国防政府来领导抗日斗争的可行方式。这种主张尽管由于对蒋介石南京政府估计不足而在策略方针上还有欠缺，但它无疑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统战政策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指明了方向。

９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并寄“八一宣言”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指示他们要将“八一宣言”铅印３万到５万份，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军队、各机关、各党派、报馆及各社会团体等，还要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要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爱国华侨及华侨团体中广为散发。很快，“八一宣言”便通过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地的各种途径传到了国内，不仅使广大失去组织联系和领导关系的白区党员了解了党的新政策，而且也在广大爱国群众和党派军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１１月３日，中共代表团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一宣言”发出了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对“八一宣言”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都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其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第一，指出“八一宣言”主张的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提出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是我党目前抗日救国的基本方针。指示信说，由于日本强盗的侵略，已经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恨，这种愤恨不仅在工农兵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存在着，而且在资产阶级、商人、地主分子，以及全国各派军队的上下级军官中存在着。因此，中国的一些政治派别与一些过去曾经抗日或者要抗日的军队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和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可能。如果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侵略，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就能够在有利的地区中发展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南京政府系统下的军队与国民党中的一部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领袖，也有主张抗日或者加入抗日的可能。

第二，指出民族危机是中国目前主要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只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才可能使自己真正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红军对于任何派别，对于南京政府系统下或者其他省区的军队，甚至过去不抵抗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而现在反正自新参加抗日的军队与分子不问他过去如何反对革命，只要他们现在起来抗日，就必须与他们联合，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如果继续对于抗日战争采取旁观的态度或者重复与十九路军订立军事协定后所犯的错误，不仅党将失去群众的拥护，而且客观上将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三，指出党应采取上下纵横的活动方式，不受任何局限地最广泛地在各方面进行统战活动。指示信主张，党应当在全国军队的军官与士兵中，以及黄色工会和各帮派工人组织内的领袖与工人群众中，一切学生团体、爱国团体、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商会等团体中宣传我们的主张。并且不应害怕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而今天却参加抗日救国的分子，或者昨天还是积极反对我们的分子在一起工作，应该与他们一起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战线开展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争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间，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意识到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到国民党全部和蒋介石本人的必要性，因而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准备欢迎蒋介石掉转枪口共同抗日的文件。由潘汉年起草的《中国红军全体将士就建议联合抗日致中国所有其他军队将士宣言》，以红军总司令和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及全体红军将士的名义发表，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宣告：“无论国防政府在何种方式下成立，我们决定竭力拥护，无论抗日联军在何种形式之下组成，我们决定首先加入，而且愿意与任何真正抗日的军队亲密合作，不论过去是否有过敌对作战的行动，只要他们实行抗日，我们马上认为是抗日之友军，与他们作兄弟之携手，进行抗日自卫战争。”宣言提议：“立即由各方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并在最短期内召集全国抗日军人大会，决定组织抗日联军的具体方案。”【注：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救国时报》。】

紧接着，为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组织全国范围统一战线的方法，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第二次公开宣言，即《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这一宣言进一步建议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军队各社会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立刻开始谈判共御外侮的条件和方法，立刻召集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军队和各界团体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全国救国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团结和动员全国军队一致对外的具体办法。

“八一宣言”发表后，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中共代表团还于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报》，１２月改名为《救国时报》，１９３６年１月又创办了《全民月刊》。这些报刊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宣传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其中，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设想就是在这些报刊上产生的。

１９３６年１月４日，中共代表团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一文，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对于蒋介石，文章说：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章最后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方面不管蒋介石的企图如何也是完全可能的。

１９３５年底，蒋介石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秘密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３日，潘汉年受中共代表团委托，经胡秋原介绍首先与邓文仪举行初次会谈。会谈中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联合的主张，但双方对两党合作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和粮饷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随后，王明与邓文仪也举行了会谈。这些会谈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为了保持这种接触和有利于直接解决问题，王明在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３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当天，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致信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中共代表团在与蒋介石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一些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大批流亡在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如方振武、蔡廷锴、陈铭枢等，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同他们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及两广地方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关系。１９３６年４月，陈铭枢到莫斯科，同中共代表团会谈，提出要与我党签定抗日救国的合作协定，得到中共代表团的赞同。中共代表团同陈铭枢达成了四点口头协定：（１）对陈等所办的《大众日报》、《前驱日报》等采取合作态度；（２）在香港共同组织培养民族革命战争干部训练班；（３）在英法等国共同开展华侨工作；（４）派我党干部去进行上层工作，并以中央的名义答应在经济上给以支持，作为报纸和训练干部的费用。为协助国内中共中央大力开展对南京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共代表团还先后抽调潘汉年、王炳南等人回国向各方面开展统战活动，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指示，有效地帮助了国内党中央的统战工作。

总之，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处于长征途中并且以后长时间未能重新有效地全面恢复对于白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共代表团在一段时间里对国内白区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这时他们在“八一宣言”中和各种报刊文件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思想，对国内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白区党组织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发地贯彻党的新政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此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三、中共代表团作用的局限性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共代表团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酝酿发展和形成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无疑是应当承认的。但不应回避的是，中共代表团的作用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可以肯定，代表团的大部分主张都是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建议或经过其同意之后才提出来的。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今天已难以确切地弄清楚在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方面，哪些是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哪些是共产国际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做出的贡献，大多数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领导与帮助。当然，如果我们因此断言中共代表团（包括王明）完全没有自己的头脑和主张，或者相信代表团在任何问题上都简单地只是和国际保持一致，那也是不正确的。

前面谈到，１９３５年８月以后，中共代表团确定了“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并简单地根据这一方针排斥了蒋介石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１１月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代表团又起草与发布了一系列的宣言、文件，呼吁联合包括蒋介石（是有条件的）在内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建立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共代表团此时已经放弃了“抗日反蒋”的方针。根据大量的材料可以看出，中共代表团在这一阶段中的策略方针虽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以抗日为第一位，以反蒋为第二位，反蒋服从了抗日，并不绝对排除蒋介石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可能性；虽然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私下里表示想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感兴趣，中共代表团也欢迎蒋介石派代表进行接触谈判，但当１９３６年１月，蒋介石继续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公开发表反动宣言，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继续加紧对陕北工农红军的进攻时，中共代表团抗日反蒋的呼声又日益高涨。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４日，中共代表团在《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的社论中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不肃清这一障碍，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便无从实现。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在“抗日必须讨蒋”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让蒋介石受全国人民革命法庭的最后裁判【注：１９３６年月２日２４《救国时报》。】。这种对蒋介石态度的反复，鲜明地反映出中共代表团的仇蒋心理。事实上，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以后的联蒋表示，只是一种公开的宣传姿态，并且代表团也并非真心相信蒋介石有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１９３６年１月的谈判，更证实了蒋介石企图乘机收编中国红军的阴谋。这对于长期以来坚信中国苏维埃事业必胜，一心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柱石的中共代表团大多数成员来说，显然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１９３６年３月下旬，共产国际已决心改变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主张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相应灵活的策略。为此，中共代表团不得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表了《统一对外与联共》的文章，呼吁国民党政府放弃“剿共”政策，实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于４月中旬召开会议，决定修改“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反日讨贼”取而代之。此后，又派潘汉年回国同两广军队将领谈判合作抗日问题，试图通过与两广军队的联合抗日，来影响蒋介石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紧接着，王明又写信给潘汉年，令其以共产国际方面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同陈立夫接触和谈判，并提出不压迫爱国运动，对日表示明确态度等谈判条件。但是，如果认为中共代表团能够迅速理解和接受共产国际“联蒋”主张，那就错了。出于十年战争和流血牺牲的亲身经历，特别是目睹蒋介石反共“剿共”方针毫无变更的事实，代表团这时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蒋介石能够同共产党联合抗日，因此“反日讨贼”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口号。中共代表团认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参加抗日，只有在下列两个条件下才有可能，即：（１）如果中国军队——特别是南京政府基本军队，首先是黄埔同学与中国民众，已经自动地起来实行武装抗日战争，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感觉到众叛亲离和危在旦夕的时候，于是不能不出来投机以苟延残喘；（２）当国际环境有极大变迁，特别在日苏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受苏联打击而败退的时候，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起来投机【注：参见王明文章《怎样准备抗日》，载《救国时报》，１９３６年４月３０日。】。但这两个条件无疑是不具备的。据此，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７日，王明在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中，对中国红军与蒋介石和反蒋各派别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当内争未息的时候，从中国内部政争的观点看，蒋介石毫无疑问地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主要敌人。因此，一切反蒋派别，主观上或客观上不能不是红军反蒋的朋友。”【注：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５日《救国时报》。】正是由于这种看法，所以当两广事变发生，苏联舆论表示反对并称之为日本阴谋时，中共代表团在《救国时报》上却发表《蒋介石进攻西南之策划》的社论，公开支持两广事变。这种态度显然是违背共产国际和苏联意愿的。

７月２２日，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肯定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对蒋介石的策略问题，即关键在用什么方法去影响蒋介石军队，以便和蒋介石搞好关系。会后，中共代表团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必须把停止一切内战和建立红军与中国各军队及蒋介石军队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口号特别着重提出来，并且真正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实际工作，而只在不得已的自卫的口号之下，进行反对蒋介石军队的行动。

８月１５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问题的看法。特别重申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主张。要求中共中央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定派出代表团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并具体提出了谈判的四项要求。【注：参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８６页。】

根据这一指示，８月２１日中共代表团再次召开会议，检查自己前段之统战策略，承认过去把反对蒋介石与抗日并立是不对的，并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可能进行既抗日又反蒋的两种战争。至此，中共代表团终于确认，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尽一切的可能达到同蒋介石的军队甚至于蒋介石本人建立统一战线。８月２５日，中共代表团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社论，表明了这种态度，实行了彻底的转变，公开要求南京政府与蒋介石为实现全民团结，国共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做出自己的努力。

但是，自此以后，直接由中共代表团代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发生关系的情况也最终停止了。共产国际显然不再相信中共代表团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开始直接对中共中央发布指示。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共代表团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依靠共产国际进行自己的工作，但是并不是始终与共产国际同步调的。有时，他们可能走在共产国际之前，把共产国际的某种意图转变为具体的实际政策；有时，他们则落在共产国际之后，对其方针和办法将信将疑。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们决不是简单的传声筒，显然曾按照自己对中国实际状况的理解提出和实行种种具体的办法。无论这些办法和看法最终正确与否，它们显然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这种作用和影响总的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因此，笔者认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评价，仍然是基本正确的。这个评价就是：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帮助下，“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