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度合作。这两次合作是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如果把它们作一些比较研究，是不是可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着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的时刻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大革命，主要矛头是指向受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国内战争。那时候，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很脆弱：十多年的军阀统治和混战使它在国内极端不得人心，军阀阵营内部又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所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开始，几乎是长驱直入，属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便开始清共。中日战争时就不同了。“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４月３日。】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对外的民族战争。日本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野心又那么大，想要独吞中国，称霸东亚。从“九一八”以来，它向中国不断进攻，一步都不肯放松。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注：《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３０页。】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的关头。谁主张并实行团结抗日，谁就得到人心；谁违背这一点，谁就失去人心。这就决定这次国共合作能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第二，它是在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合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情况简单得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成立还只有两三年时间，它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表明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也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新血液”【注：《宋庆龄选集》第１０９页。】，愿意彼此间开诚合作。这次合作的初期，发展是比较顺利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以后，１９２７年４月，从国民党发动突然袭击开始，双方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内战，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国民党积累了长期的反共经验。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和１９３４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两次，都曾被推到毁灭的边缘。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流的血太多了。这种伤痕是难以很快消除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一面要抗日，一面仍总想找机会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在接受过去教训的基础上也成熟起来了，对自己的合作者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就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了许多复杂性，包含着严重的斗争。

    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着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情况下合作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只有广东一省的还不十分巩固的政权和少量军队；共产党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但既无政权，又几乎没有军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已“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有十年一党专政的统治”【注：《任弼时选集》第１８０页。】，所以它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但共产党也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在敌后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无法忽视的力量。因此，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和军队的限制和共产党反限制的斗争，一直成为贯穿在这个时期内的国共两党矛盾的焦点，到１９４６年政治协商会议时还是这样。

    第四，它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逐步形成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资本主义世界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远东占有最大权益的英、日、美三国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先抱着敌视的态度，然后又尽力扩大国共矛盾，把蒋介石拉过去。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情况起了很大变化。从中国国内来说，“上次合作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现在是反日。”【注：王稼祥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从国际范围来说，这时正逐步形成包括英、美和苏联的反法西斯阵线同德、日、意的法西斯阵线的对立。在远东，不仅苏联，就是英美也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以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不赞成国共分裂。这对团结抗日是有利的。但这两条对立阵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中间风云变幻，变动很多很快，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似乎难以捉摸。这又增加了国内政治局势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要谈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不能不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说起，因为许多事情是从那时候起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时刻：一个是１９３５年的华北事变，一个是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

    为什么说华北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这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历史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激化，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力量“清剿”共产党，幻想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可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没有就此停步。

    在１９３５年的华北事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７月间的何梅协定，迫使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１０月间，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驻守平津的宋哲元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更令人震惊的是：１１月６日，土肥原贤二以最后通牒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２０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兵力取河北，六师兵力取山东【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文件第３３１９号转引自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１０４页。】。与此同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的警报像雪片般传来。空气中到处充满着火药味，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平津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胃口实在太大了，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接受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正如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所说：华北一且成为东北第二，南京又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南京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就在何梅协定形成的第二个月，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４日，陈诚在庐山训练团讲演中说到：“今日不是同日本战与和的问题，也不是和日本开战以后中国有没有胜算可操的问题，而是不和日本开战，中国还有没有存在的可能的问题。”【注：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２册第１９５页。】

    １１月１９日（请注意，这正是土肥原逼令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期限到达的前一天），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了一个议案。蒋介石建议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注：《革命文献》第７６辑第２５０页。】这是一句双关语：一方面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轻言牺牲”；另一方面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第二年１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承认满洲国”等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又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他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注：《蒋总统集》第１册第２８２页。】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被逼得越来越窄了。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１９３５年底开始试探，寻求苏联的援助。在国内，陈立夫的亲信曾养甫也在这年１１月间找到谌小岑，要他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注：《文史资料先辑》第７１辑第３页。】。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于中共问题的解决。”【注：《蒋总统集》第１册第２８３页。】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１９３５年年初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就根据新的政治形势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确定，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３８页。】。这以后，国共双方的接触，通过多种渠道，不仅已经开始，并且越来越频繁。第二年２月底，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携带孔祥熙签署的委任状，秘密来到瓦窑堡，同博古见面。几天后，正在山西前方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五点具体意见。【注：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转周继吾电，１９３６年３月４日。】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南京。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又接通了。４月９日，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秘密会晤。５月初，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布指示，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注：《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包括周恩来的外出谈判，也开始在酝酿和具体商议之中。

    但是，天下的事情是复杂的，这条道路并不那么平坦。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他后来说过：“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注：《蒋总统集》第１册第２８３页。】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以为仍不失是“上策”。蒋介石还想再试一试。当１９３６年秋两广事件解决后，他稍稍腾出手来，又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是又一个转折点。对西安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已有不少论著作过专门的研究。这里只想讨论一个问题：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介石背弃诺言，囚禁张学良，中央军开入西安，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局面被打破，从这一方面来看，局势仿佛出现了逆转；可是在另一方面，也是根本的方面，内战事实上停止下来，国共关系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这自然是整个局势发展的结果。因为在这以前国民党已在考虑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们的内部矛盾也快发展到顶点了，所以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是可能的。但蒋介石仍在犹豫中，他的最后决心仍没有下。要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西安事变，正是在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这种促成的作用。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两天，毛泽东就断定：“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

    西安事变的结局，在两个问题上给了蒋介石很大的震动：第一，它显示了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这以前，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一连串事件表明：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国民党内部的抗日要求也已很难压抑得住。这一次，一向表示服从蒋介石命令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竟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进行“兵谏”，要求抗日，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以后不久，第二年３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也反映出这种要求的普遍程度。英美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不赞成讨伐张杨，而主张和平解决。端纳到西安见蒋介石时，对他说：中国现在亡了东三省几年，大家要抗日，只等蒋的命令，为什么会自己干自己，而不用力对付敌人？【注：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１日。】这些，对蒋介石都有影响。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的态度。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的谈话，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有着团结抗日的城意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时，中共中央又致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注：《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５日。】这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下决心实行政策上的转变，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因此，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国内政治问题的中心一环——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随之开始，历史的潮流已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三、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大局已定。但最初国民党仍希望把战争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国共两党谈判也曾几度陷于僵局。争执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蒋介石在３月间本曾答应过：“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注：《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４月５日。】６月初他就改了口，说红军可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周恩来问他：“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蒋介石回答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到７月１４日，他又要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转告周恩来：“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注：周恩来致蒋介石信，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其实，蒋介石是想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先拆散、再吃掉，用合法的、逐渐溶化的办法，来实现他原定的“中共武装必须解除”的目标。这自然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拒绝。８月１３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是，国共谈判随之急转直下。九天后，正式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决定，接着又同意将红军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９月下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时正式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陕甘宁边区的问题仍留下没有解决。

    这以后，包括武汉时期，国民党对抗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国共关系也比较良好，双方的军队在华北并肩作战，这是当时的主要方面。但就在国共关系最好的这个时期，事情仍有着另外一面。“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５日。】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他反共、限共、溶共的打算。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交叉使用、难以分开的，但前后的重点却稍有不同。大体说来，先着重在溶共，然后是限共，再下一步就走到公开的反共。

    武汉初期遇到一个问题：国共两党的合作虽已建立起来，却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一点还没有达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水平。中国共产党曾就此一再提出具体建议。双方进行过多次磋商。但蒋介石一直不愿以平等的地位来同共产党合作，因此这个谈判不能得到进展，只能维持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做法。这就使合作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扫荡报》等发动起一场引人注目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注：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见《抗战中的中国政治》１７２页。】，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蒋介石的这个想法不是突然出现的。１９３７年６月他在庐山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两党推同等数量的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注：《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７日。】。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０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又表示：对各派“惟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周恩来明确回答：“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注：陈绍禹、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０日。】这段时间内，关于承认陕甘宁边区和扩编八路军、新四军这两个问题的谈判都没有取得结果，各地捕人、杀人、封报、攻击边区等磨擦事件也开始发生。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１２月６日在桂林约见周恩来，对他说：“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全体做不行，可否以一部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当即答复：“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出路的，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只有害而无益。【注：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１２月１２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出席国民参政会的王明、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再次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他甚至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份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是至死不变的。”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其他方式均无用。”【注：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致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他特别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注：《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４７２页。】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约见周恩来，“又提统一两党事”。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他仍要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请示，希望在五中全会期间得到回电。【注：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及意见向中央的报告，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１月２５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密电转送给蒋介石。电文写道：共产党诚意地愿同国民党合作，“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决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注：中共中央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五中全会电，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４日。】

    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上当，蒋介石想通过所谓两党合并来取消共产党的溶共的打算失败了。加上中日战局逐渐稳定下来，于是他就转而采取新的做法。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日战争中是国民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会上有人提议限制异党活动，结果“原则通过，交常委采纳”【注：《每周年政通讯》第５号，１９３９年２月１日。】。４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处以“极密”件向各省市党部、政府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６月间又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的限共、反共活动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在华北，有博野事件、土桥事件、束鹿事件等；在湖南，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平江惨案。到这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和河北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大举进攻，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的恶浪。

    但就在这以后，事情仍有着另外的一面：国民党终究没有投降日本，而把抗日战争坚持了下去；它虽然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但并没有同共产党最后破裂，随后又采取了一些缓和的步骤。从根本上说，这还是因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仍处在主要地位的缘故。

    四、几点简单的认识

    可以看出：国民党当时的政策是有两重性的。由于日本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企图灭亡全中国，并且在广大地区摧毁了国民党原来的统治，这使他不能不决心起来抵抗。而要抵抗一个强大的日本，就不能不缓和同共产党的关系，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轻易破裂。但这些都带有被动的性质。他们的抗战常常是不坚决的，并且总希望能在合作抗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

    这两个方面中，哪一方面更着重一些？这要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客观压力的大小程度而定。但这两个方面一直都存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如此。因此，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日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共产党采取右的或“左”的做法，一味退让或操之过急，合作也无法维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有联合，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发展，严格限制在已被日本占领的敌后地区，而不向国民党后方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冲突的行动。当国民党准备掀起反共高潮时，及时提醒全党要提高警觉，作好对付突然事变的必要准备。这些做法是正确的。如果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相比较，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要成熟得多了。

    这种合作的维持是很微妙的。国民党从来不承认共产党同它有对等的地位，并且尽力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根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成为不可改变的，它也只好承认事实；它又是自大的，即使事实已经存在，只要它有权力否认，有可能拖延，仍然是不肯公开承认的，仍然是企图设法取消的。因此，这种合作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稳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存在，在习惯中发展。这是周恩来在１９３９年８月所作的分析。【注：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９年８月４日至１５日。】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情况大体上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