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史学界曾一再对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进行指责，说这次会议的决议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违背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中共瓦窑堡会议既充分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精神，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中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
一
苏联史学界是怎样评价我党瓦窑堡会议的呢？
由莱布索恩与希里尼亚合著的《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一部研究共产国际七大的专著。该书说：“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的决议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建议只要国民党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就有吸收国民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然而，与此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决议里，蒋介石集团被看作与日本侵略者一样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个‘两条战线’出击的方针妨碍了建立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线。”【注：俄文１９７５年版。见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３５１页。】
如果说这只是个人论著，还缺乏代表性的话，就再看由苏共中央直属马列主义研究院主持编写的《共产国际史纲》对同一问题的观点：“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提出了一条新的路线，但其中包含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老的观点，它实际上是指导党同时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注：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俄文１９７１年版。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中译本第４４１页。】
这两部论著都认为，瓦窑堡会议决议中的“抗日反蒋”主张不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事实果然如此吗？
我们知道，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党的策略路线的基本点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和上层的）”。这就是说，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与推翻蒋介石卖国政府的国内战争结合起来，“是党指导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则”【注：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６册第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７页。】。然而这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正确的策略路线，也并不违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６日，皮克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动居民处于极端无权、经济破产、忍饥挨饿的境地，而且国民党制度注定了他们要继续遭受殖民奴役，因而他们深信，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它（指中共——引者）面临着一项重大而又艰难的任务：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２辑第３６０、３６３～３６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３５年８月２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遭到威胁。”“我们向中国人民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２辑第３９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２辑第４４９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上述引文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国民党政府是卖国政府，它注定要使中国人民“继续遭受殖民奴役”，因而不能领导抗日。中共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
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反对日本侵略者，也要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仆从，特别是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
第三，中共在进行民族战争的同时，也要进行国内革命战争，以把旨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
还应一提的是，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具体帮助下拟定的《八一宣言》，更充分发挥了国际七大的这些思想。《八一宣言》是抗日反蒋宣言。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七大有明确的抗日反蒋思想，相当系统地提出了“两条战线出击”的方针。因此，假如说抗日反蒋主张是错误的，首先应受到批评的应当是共产国际而非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任何指责都是没有道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苏联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是不足取的。
二
瓦窑堡会议的抗日反蒋主张究竟对不对呢？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仅仅充当了共产国际的“传声筒”呢？
首先，抗日反蒋是中共根据当时国内形势提出来的正确的策略口号。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相继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使整个华北实际处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同时，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继续围追堵截我长征中的红军，大举进攻陕北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取消一切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血腥镇压反日爱国群众运动。显然，在蒋介石并没有“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而是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情况下，联蒋抗日根本不可能，正确的策略口号只能是抗日反蒋。
其次，虽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曾提出把苏维埃革命（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但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内涵各异。
共产国际提出这一策略的根据，是认为当时中国红军有４８万多人，游击队近百万之众，苏区遍布陕、甘、川、黔、湘、鄂、赣等十六省区，第五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因此，它要求中国共产党把苏维埃运动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建立以苏维埃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注：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７４～７５页，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中共中央确定这一方针的依据，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红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而蒋介石继出卖东北之后，又在出卖华北，并继续大举进攻红军。因此，中共必须以“抗日讨蒋”为号召，努力揭穿蒋介石卖国的真面目，团结最大多数的抗日力量。如查阅瓦窑堡会议的文件，就可以发现，这次会议提出反对蒋介石，完全是从民族矛盾的角度出发的，反对的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即是说，反蒋是因其卖国不抗日，反蒋是为了抗日。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６册第１５９页。】这清楚地表明，这次会议把民族矛盾放在了首要的地位，把握了形势的基本特点，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其基点是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蒋”是服从和服务于“抗日”的，这在当时不仅不妨碍而且正有助于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再次，在共产国际策略多变之时，我党正式提出“抗日反蒋”口号，在制定这一策略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
共产国际七大虽然提出建立以中共为领导的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但不久又有所改变。七大刚刚结束，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苏联与南京政府关系的改善，共产国际和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获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军事受挫等原因，很快就把建立以中共为领导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设想，变成了联蒋的、以蒋介石军队为主体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八一宣言》是抗日反蒋宣言。但当它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日正式发表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却在想方设法冲淡其反蒋色彩。刊登《八一宣言》的《救国报》不仅在《中国人民之曙光》的社论中取消了反蒋口号，而且专门发表了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启事》，斥责有人“散布有一种用中共中央所发表之宣言，宣布蒋介石死刑”，说“这完全是敌人伪造的文件”。反蒋抗日宣言已被联蒋抗日的宣传所淹没【注：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第１８５－１８６页。】。后来国民党政府不仅血腥镇压了一二九反日爱国运动，而且还发表反动宣言，公然宣称要对一切救国团体及其领袖无情镇压。１９３６年２月中旬到４月，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才又把“联蒋”宣传改为“反蒋”宣传。
总之，瓦窑堡会议坚持了制定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是盲目执行，而是采取了将其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当时提抗日反蒋是无可非议的。
瓦窑堡会议决议不仅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总精神，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的决议和进一步阐发会议精神的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都能说明这一点。
毛泽东在批判党内当时存在的关门主义时，论证了党的新策略的出发点。他指出：“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出发点……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４１、１３１、１３４页。】
会议还结合中国国情，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转化为党的具体方针。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和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抗日统一战线应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毛泽东指出：在殖民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据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４１、１３１、１３４页。】。这表明，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时，既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又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体现了以斗争求团结而不是以无原则的退让谋求合作的思想。
二是提出一系列新的策略口号来代替不适应形势发展的旧口号，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决议还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出十项行动纲领，并指出：“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求得这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决议还详尽地说明为什么要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改变政策包括改变富农政策，不没收富农的财产和除封建剥削部分以外的土地，用比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实行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等，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６册第１６０～１６５页（引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总之，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它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是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其历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