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托派问题，过去史学界研究得较少。其实，中国托派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深入研究中国托派，对中国托派作出正确评价，是党史、革命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中国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产物。他们以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自诩，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成僵死的教条抱住不放，推行一条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路线，结果到处碰壁，从失败走向失败。
中国托派最先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派大批党员和团员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时，国民党派遣的学生纷纷回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留下来，参加了当时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正在进行的大辩论。
这场辩论发生于１９２３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开始是辩论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干部腐化现象，及一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到１９２６年，国际共运问题逐渐成为大辩论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更成为争论的焦点。托洛茨基竭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而且“越到东方越反动”。因此，他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他抨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为此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多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他认为中国形势与俄国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一样，共产党应该退出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都遭到否决。【注：参见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等文，载托著《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等，载《斯大林选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立即抓住时机向斯大林发起猛攻，认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进行辩解，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所有这些争论，在社会上，尤其在苏共党内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党员也分成两派，分别追随斯太林和托洛茨基，从中央到基层，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会上激烈地进行争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就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困惑和激愤，纷纷转向托派，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节１０周年纪念日时，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参加红场上游行队伍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路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两派当场发生殴斗，酿成重大事件。
苏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即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１２月举行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个决定，又开除７５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时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苏联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
这些人出国前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回国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多数又得以再次混进党内。如梁干乔到广东海陆丰在彭湃领导下搞过一段农民运动，区芳到香港太沽船厂搞工人运动，宋逢春到北方区委做宣传干事等。暗地里，他们则互相联络，筹组中国托派组织。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他们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
组织成立后，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为此，１９２９年４月，他们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办的地下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一个同名刊物（油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文件和讲话，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共党内一次大分裂，产生了“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等一批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央及地方上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接触到托派文件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问题的论述。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就曾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地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是光凭这一点，并不能使他们完全倒向托派。他们转向托派的关键，是接受了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背景。
１９２８年７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大会前夕，已经被放逐到苏联东南边疆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长文，猛烈批判国际纲领草案，全面攻击了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他要求这篇文章在国际六大上散发，让各国代表公开讨论。共产国际只翻译了一、三两部分，发给少数几个党的代表团阅读，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不料托洛茨基的文章在相当一部分代表团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不顾禁令，把文章带回国去，也成立反对派，于是形成继第二国际分裂之后又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４日，托洛茨基又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此文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接着应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革命没有到来前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只能进行议会斗争，即为召开“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的国民会议”而奋斗。经过长期合法、非法、不流血（非战争）的斗争，积聚力量，创造时机，最后一举发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六大规定的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攻击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路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
中国托派这种理论错误的根源，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正如毛泽东所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上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９页、５３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版。】。
中国托派一直没有共产党人这样的认识，而坚持托洛茨基为他们规定的城市中心、议会斗争的道路。
陈独秀等人接受托派主张后，就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他们则自认有国际背景，有恃无恐，坚持错误立场，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你们机会主义、冒险主义、行使威吓手段的、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注：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党中央通过作决议、个别谈话、开会辩论、多次警告等各种方式，千方首计地教育挽救他们，他们却毫无认识，拒绝悬崖勒马。就这样，陈独秀等人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在开除前，他们就曾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与归国留学生的托派小组织谈判，要求加入他们的组织，因对方条件太高未遂，于是他们就单独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示不承认被开除，仍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并成立了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１９３０年３月，他们创办了《无产者》作为机关报。陈独秀在创刊号及第２期上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以教条主义的口吻，攻击中共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谩骂红军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其前途只能象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
这两篇文章是托陈取消派（也是整个中国托派）反对我党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代表作。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土匪党”【注：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陈独秀和托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看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运动，已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本质的不同：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教育改造下，广大贫苦农民将克服自身的弱点，发挥革命主力军的强大威力，去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只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农民意识化”的现象是可以克服的。
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另外两个托派小组织：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和以赵济为首的“战斗社”。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催促下，４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几个决议，选举了９人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组成常委会。
４个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互相之间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陈独秀对中国托派组织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亲自找本派及其他各派的头头做工作，在说明中国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他特别强调要乘当时中共党内王明上台造成的混乱，由托派取而代之，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为此，他甚至说：“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若还不迅速统一起来，这简直是“罪恶”【注：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
中国托派统一后，正积极地准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斗争时，原托陈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叛变，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其家属１０数人被捕，５个常委被捕去４个，唯陈独秀幸免。家属关押１月后释放，其他人分别被判处１５年、１０年、５年及２年半徒刑，托派中央顿时瘫痪。不久，陈独秀吸收４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８月又被捕去３人。
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引起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蒋介右一度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陈独秀以托派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热情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和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上海抗战、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除了主编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外，他还最后一次自编《热潮》周刊，推动民众运动，企图大干一番。但由于中央领导机关处于大破坏后的瘫痪状态，再加上中国托派内部又有一帮人视“反日”、“爱国”、“救国”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加以抵制，因此，眼看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涨和衰退，陈独秀只得“望洋兴叹”。他曾写信呼吁与中共中央共同领导民众运动，也遭到拒绝；他提出与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以“首先推翻革命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注：《统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校内生活》第３期。】的主张，也无人响应，甚至遭到托派内极左派的严厉批判。
１９３２年春，陈独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５人常委会，并准备在华北和上海工人中重点开展反日反国民党活动。但是，当托洛茨基从陈独秀的来信中得到这个消息，并指示他们如何提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注：托洛茨基：《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０７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的口号进行斗争时，他们的新班子却在１０月１５日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这次是全体常委（包括陈独秀）、机关报及联络站等被一网打尽。国民党政府最后以被告“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为由，判决陈独秀等人“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注：《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各处有期徒刑８年、５年、３年等。
陈独秀等被捕后，中国托派又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委书记会商曾拼凑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不到一年倒台三次。１９３３年１２月才成立起由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等３人组成的比较稳定的“临委”。由于陈独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间，他的一些主张一直遭到中国托派内部甚至托派中央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临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内部讨论上，以求托派内部思想和步伐统一后，再开展政治活动。讨论以书面形式进行了一年多，狱中的中国托派分子也参加了【注：狱中托派通过经常去探监的联络员刘静贞（郑超麟妻子）建立了与上海临委的联系。】。讨论集印了三大本，每人都以“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北平来的史朝生、刘家良等几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基委派来华的特派员、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的支持下，借充实“临委”机会，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３日召开“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开除了陈独秀、陈其昌和尹宽等人。他们批判陈独秀提出的托派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以陈其昌为首的“临委”曾在１９３３年发表宣言，要求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世界反帝大同盟远东反战会议，并在福建事变中，派代表与第三党拉关系。新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些都违背了托洛茨基规定的托派不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统一战线的原则。
上海代表大会还把中国托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准备建立正式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３个月后，１９３５年４月，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成立中国托派政党的努力，遂成一枕黄粱。
１９３５年底，陈其昌与出狱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残局，重新搭起“临委”班子，并整顿和联络起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在政治上，他们除了出版《火花》外，还新创刊了《斗争报》，着重攻击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发表一系列决议、宣言和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等，百般挑剔，竭尽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们的法西斯运动”；胡说“‘红军’再不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为简单雇佣军队了”。他们自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土地归贫农！”“反对背叛阶级的史大林党（指中共——引者注）！”“召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事！”【注：政治决议案：《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１日通过），载《斗争报》第３卷第２期。】等等。
中国托派推行的这条反动路线，使他们在抗战中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
抗战中为侵略者张目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中国托派分子也纷纷出狱。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些转变。鉴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又认为托派内部极左思潮及靠一张报纸活动的方式没有前途。于是，他出狱后与上海托派领导集团分道扬镳，到武汉活动，企图以抗日和民主为旗帜，联络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开创独立的政治局面。但是，自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更何况当时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务压倒了一切。所以，陈独秀的计划很快破产。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狱后先后到上海，加强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他们在租界中发行刊物，专门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具体策略上，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
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采取所谓“保卫主义”的策略，即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用战争来引发革命。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即所谓“失败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所谓‘国民’、‘人民’、‘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种阶级。接着，他们断言：“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最具有欺骗性的是，他们还用种种漂亮的油彩把这种无比丑恶的理论涂抹起来，蛊惑群众，宣称：“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注：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均载《火花》第３卷第５期。意因是郑超麟的笔名。】
把极左和极右如此丑恶地结合起来，恐怕在中外机会主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样的托派分子，如果当时钻进抗日阵营，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而决不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革命”。
中国托派的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攻击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客观上起着破坏抗战、为侵略者张目的作用。
中国托派这种表现，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严正的批判。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托派本身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严重扩大化，大搞逼供信，把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说成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等等，进行严厉镇压，并揭出所谓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俄国“平行中心”的信，宣称托派“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注：据１９８８年８月４日塔斯社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已决定３０年代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等四大错案平反，指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等４年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并为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共产国际也为此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国执行。王明、康生在工作中又夹杂私人恩怨和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野心，于是，中国抗战中反对托派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发生了３起轰动全国的“托派汉奸”案，这就是陈独秀案、张慕陶案、王公度案。１９３９年，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３００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特别是张慕陶和王公度根本不是托派，更不是汉好。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３日，在彭述之、刘家良等人操纵下，中国托派召开所谓“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在对国民党、尤其是共产党进行了一番例行的攻击后，声称中国４年来抗战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他们托派“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注：《斗争报》第５卷第５期。】。大会选举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派成员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机构和机关报编委会。于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独立出版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然后他们分别到基层去争夺群众，结果各地托派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抗战结束后，中国走上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阶段。中国托派“多数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各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
开始，蒋介石以和平谈判为烟幕，挑起内战，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战争时，中国托派两派都以和平主义的口吻，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说这是“国共之间的私斗”；“不要诉苦，不要控诉哪一方先调兵，先遣将”，以及“何方先进兵，何方先发第一炮”，国共都是把人民“当炮灰”，“使他们重遭战祸”。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对战争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又认为是“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农民一方是“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为此，他们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并要求人们“寄希望于城市革命而不应寄希望于中共战胜”【注：凤冈：《内战、革命与共产党》，《新旗》第１７期。】。“多数派”的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关于内战的决议》，号召解放区的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借以“揭破中共的错误与叛卖”，“推翻中共的领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中国托派这里指的“错误与叛卖”，是指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农村土改中保护富农的工商业及在新解放区暂时不进行土改而实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搞“阶级调和”，“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叛卖工农”等等，并且胡说：共产党这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是“在民主革命中替资产阶级当苦力”【注：舒严：《中共军事胜利与中国工人阶级》，《新旗》第１９期。】
１９４８年春，当全国人民都普遍认识到中共将取代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彭述之和刘家良在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中共要想夺取政权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根据是，共产党“真正的弱点是代表农民和占据农村”；它的武装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中共“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注：《关于中共能否取得政权的讨论》（编者答读者周永新的信），《新声》第２卷第２期。】
于是，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时，他们就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组织，甚至建立武装，企图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他们宣称：由于中共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在新解放区又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中共“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农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军队则由农民军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他们宣称：“现在内战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为一个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注：《内战问题的总结》，《叛逆者》第１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该刊是“多数派”潜伏组织编的地下反共油印刊物。】当时中国托派两派加起来，总人数也不超过５００人（“多数派”３００多人，“少数派”约１００人），要想阻止中共的胜利，只能是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便各自将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专门从事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活动。“少数派”潜伏组织的刊物《新方向》，在“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批判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各种政策、制度、运动”等。他们称共产党是“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托派代表“无产阶级”，煽动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注：阿陈：《如此制止世界大战》，《新方向》第３期。】
于是，他们就对解放初期共产党为巩固新中国而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劳动竞赛与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和政策，百般诬蔑、抵制和破坏。他们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煽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个别人甚至与美蒋特务及土匪勾结，搞武装暴动等。
这样，中国托派就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与共产党、与人民的矛盾，也由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转化为敌我矛盾。
任何一个阶级都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保卫自己的政权，决不允许颠覆活动的存在。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解放以后中国托派的活动完全属于颠覆活动，超出了一般的民主自由的范围。这样的组织，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取缔的。但是，基于抗战初期反托斗争扩大化的教训，中共中央对解放以后的肃托斗争，处理得比较慎重。在建国初期的几大运动中，都未触动它，但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中国托派在大陆上的全部组织和活动。托派当时对中共掌握政权后未像苏联那样立即大规模镇压他们曾感到奇怪。王文元在回忆录中说：“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军进入上海起，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中共当时似乎还不曾下大决心来消灭我们。有些关系他们明明知道而不动手；对某些同志他们甚至还间接着人予以联络。中共此种的内部情形与真实动机，我们始终不曾清楚。”【注：《双山回忆录》第２８７、２８８页。】于是，他们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共软弱可欺，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活动越来越猖獗。
终于，他们的末日来到了。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国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国统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就取缔了大陆上的中国托派组织。
可见，中国托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说它是“反革命集团”，是指解放以后；解放以前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极左的宗派小集团，虽然它在理论上的错误，有时比“反革命”、“汉奸”还严重。同时还应指出：人民政府对在取缔中国托派组织时逮捕的托派首领和骨干分子，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而是着眼于教育和改造，并对他们获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作了适当的安排，如郑超麟、濮清泉、赵济、蒋振东、喻守一等这些“中央委员”一级的托派分子，都安排在省、市或区一级政协工作。对香港及海外的中国托派分子，虽然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和反对新中国的活动，在对他们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也并未放弃争取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自信的表现。而那些至今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托派，早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只能充当反面的历史见证人，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