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上半叶，处在大动荡中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高潮：辛亥革命、２０年代大革命和４０年代后期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美国政府对这三次革命的基本态度是相同的：它都不同情、不支持革命力量，而与革命的对立面——保守、腐朽、摇摇欲坠的反人民的政府站在一起。
一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是很推崇美国革命的。美国宪法曾经鼓舞孙中山在黑暗中摸索与奋斗。１９０４年，孙中山专门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革命的起因和性质，呼吁美国人民“在道义与物质上给予同情和支援”，并说：“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２５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孙中山积极谋求美国政府的支持。但是，历届美国政府从未同情、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于辛亥革命，美国政府、美国驻华外交官和一些所谓中国通的一致态度是：在革命爆发之前，力图阻止其发生；爆发之后，则力图把它纳入他们所希望的轨道。
早在１９１１年６月，当四川兴起保路运动时，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ａｌｈｏｎ）就训令各地美国领事与各国领事合作，采取“必要措施，结束这个愚蠢的运动”【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ＴＨＥ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１９１２年第４７页。】。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实业界人士对革命普遍不表同情。前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Ｗｉｌｌａｒｄ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当时正作为美国银行团的代表与清政府接洽借款事宜。他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的一封信中直率到粗鲁的话是他们共同心理相当典型的反映。他说：“满清不该这么快就寿终正寝”，“过去那帮人已经够糟的了，但造反者比他们不知坏多少，如果要我在最反动的满清人与伍廷芳这样的蠢驴之间作出选择，那我每一回都会选择满清”【注：里德：《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１９１１—１９１５）（Ｊａｍｅｓ Ｒｅｅｄ：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ｏｃｌｙ，１９１１—１９１５）第１２２—１２３页，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他从《丹佛邮报》上得知有关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前往华盛顿，希望能与美国国务卿诺克思（ＰｈｉｌａｎｄｅｒＣ·ＫｎｏＸ）安排一次秘密会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注：《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４４—２４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但出乎意料的是，诺克思拒绝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他又屡屡呼吁美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美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塔夫脱（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Ｔａｆｔ）总统还严令驻华南各地领事不得与临时政府有正式接触。美国与各大国一起，决定支持袁世凯，支持他复出，支持他向清王室逼宫，支持他当中华民国总统。嘉乐恒认为，袁世凯具有足够的实力既控制朝廷，又制服造反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嘉乐恒即奉国务院之命向袁世凯表示，中国共和政体进入了“形成阶段”，他可以用“临时外交代表”的名义照旧履行职务。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一项决议，庆贺中国“采用并保持了共和政体”【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１２年第６６页、第７１页；李田意：《伍德罗·威尔逊的对华政策》（Ｌｉ Ｔｉａｎｙｉ：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第７１页，纽约１９５２年版。】。其实，美国国会庆贺的，并非中国共和政府的成立，而是袁世凯篡权的成功。
美国还同其他大国一起用财政手段反孙支袁。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作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先后向四国（英、美、德、法）银行团商借贷款，前者的要求得到包括美国公使在内的各国公使的支持，而后者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嘉乐恒在１２月６日、１１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一再论证给袁世凯财政支持的必要性，认为现在得到各国承认的政府“在袁世凯一人控制之中”，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在财政上支持他，他就不可能把他的军队团结在一起，南北议和也会失败，“他的政府随时可能垮台”【注：１９１２年第１０２页，第１０４—１０５页。】。袁世凯当上总统后，银行团立即在正式借款合同达成之前向他提供垫款，以解其燃眉之急，在１９１２年２月至６月分５次支付了白银１２１０万两。银行团最后于１９１３年４月与袁世凯政府达成借款总额为２５００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孙中山不屈不挠地与之进行斗争。美国认定袁世凯是一个果断的、有眼光的人，认定支持袁政府就是维持中国的秩序和连续性，而认为支持孙中山并不是可行的选择，他的活动将再次使国家陷于内战，甚至使国家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ＰａｕｌＳ·Ｒｅｉｎｓｃｈ）的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他把孙中山看作一个危险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他出于绝望和天真可能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注：卜戛西：《芮恩施——身体力行的门户开放外交家》（Ｎｏｅｌ Ｈ．Ｐｕｇａｃｈ：Ｐａｕｌ Ｓ．Ｒｅｉｎｓｃｈ．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第１２６页，纽约１９７９年版。】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到２０年代初，这种派系之争更发展为大规模的军阀战争，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孙中山在广东省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他看到当时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把二十一条和军事密约强加给中国、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指望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取消这些条约，挫败日本阴谋。他在不同场合一再肯定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表示“中国南部人民，今力争美人所主张之开放门户主义”。１９２１年５月５日，孙中山在宣誓就任大总统的当天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承认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惟一之政府”【注：《孙中山全集》第５卷第２９６—３０１页，第４６１—４６４页，第５１４—５１６页，第５３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孙中山特地给美国总统哈定（ＷａｒｒｅｎＧ·Ｈａｒｄｉｎ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颂美国是“民主之母，是自由和正义的捍卫者”，希望美国政府承认广州政府，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恳切表示，“中国现在正处于其生存最危急的时刻。民主是获胜还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决定”【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１年第１卷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却没有正确的估计。它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孙中山正像当年领导辛亥革命一样，在组织和准备这场革命运动。美国政府依然把孙中山看作是“狂妄自大的麻烦制造者”，是妨碍中国安定和统一的主要因素，对广州革命政府采取既蔑视又敌视的态度。１９２２年春，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作了暂时退却，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又在直奉战争中遭到失败，美国感到由它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统一中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于是它更把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府视作眼中钉。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ＪａｃｏｂＧ·Ｓｃｈｕｒｍａｎ）认为，孙中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他在５月２０日给国务卿许士（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Ｈｕｇｈｅｓ）的报告中说：“孙最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特别狂热，他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许士把这一报告转呈哈定总统。此后直到孙中山逝世的两年中，在美国外交官向国务院汇报孙中山言行的报告中，充斥着“部分精神失常”，“精神崩溃了”这类谤言。
美国在“关余”问题上的态度是它对广州革命政府持敌视态度的突出表现。广州革命政府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起几次向粤海关提出收回“关余”的要求，列强一再加以阻挠，美国政府的态度尤为顽固。１９２１年春，驻穗各国领事在广州政府的坚持要求下，一度倾向于把“关余”交还广州政府，但美国坚不同意。国务卿柯尔比（Ｂｒ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ｌｂｙ）声称，北京政府是得到有约各国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不经它的同意，各国无权将“关余”交给广州政府，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不能考虑什么北方南方的问题”【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１年第１卷第４９４—４９５页，第５１１—５１２页。】。由于美国阻挠，“关余”问题未得解决。
１９２３年９月，广州政府再次提出“关余”问题，并宣布，列强若继续阻挠，广州政府将把粤海关收回自办。美国和其他大国竟不惜以武力威胁来回答广州政府的正义要求。经柯立芝（ＣａｌＶｉｎＣｏｏｌｉｄｇｅ）总统亲自批准，６艘美国军舰调集到了广州水面。１２月１４日，总共１７艘外国军舰驶进广州白鹅潭示威，对孙中山大元帅府进行直接的武力恐吓。１７日，孙中山发表《致美国国民书》，愤怒抗议美国政府的蛮横行径，呼吁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起而阻止美国政府的倒行逆施。由于孙中山毫不妥协的斗争，由于日益觉醒的广东各界人民的坚决支持，列强的强权政策没有奏效。列强不得已把“关余”交还广州政府。
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南方革命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美国仍然采取敌视态度。尽管许多美国在华外交官都认为，北京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丧失了对中国各地的统治权，完全失去了代表性，继续把它当作中国中央政府，将损害美国在华利益，尤其是在华南的利益，而且会增强中国人民与各地方势力对美国的敌意；他们建议调整美国与中国各政权的关系，公开宣布不承认北洋军阀政府，直接同地方当局打交道【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６年第１卷第６７１—６８０页，第７１３页。】。但美国决策者却没有审时度势，调整政策，而仍然与摇摇欲坠的北洋军阀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坚持不理睬广州政权的方针。即使在革命政府与美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国务卿凯洛格（ＦｒａｎＫＢ·Ｋｅｌｌｏｇｇ）也训令美国领事，仅仅声明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而“限制与当局进行谈判”【注：同上，第７１２—７１３页。】。诚然，美国没有对北伐战争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但它也同别国一起对北伐军采取了一些敌对行动，诸如１９２６年８、９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汉口与国民革命军的多次冲突，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日的炮轰南京。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中美国与其他大国是通过支持清政府的余孽袁世凯篡权来把革命运动纳入它们所期待的轨道的，那么，在２０年代大革命期间，它们却是寄希望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对派，希望他们能左右局面，使革命就列强之范。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政变的一年多中，美国驻华使领人员无时无刻不在窥测、分析、估量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斗争和力量消长，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区分“左派”与“右派”，或“激进派”与“稳健派”（有时也称“保守派”），前者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如陈友仁等，他们是受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影响、支持的，后者的领袖是蒋介石，美国使领人员通过各种渠道给蒋介石撑腰打气，鼓励和促进可能导致蒋介石同共产党和苏联决裂的倾向，以此分化瓦解革命阵营。
４０年代后半期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使美国决策者面临更尖锐的抉择。
抗战末期，中国共产党估计到战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约国民党，制止中国内战；一旦内战爆发，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不要片面援助不得人心、只能与北洋军阀政权相比的国民党政权。毛泽东在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７日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ＪｏｈｎＳ·ＳｅｒＶｉｃｅ）进行的长达６小时的谈话中反复阐述了这个意思。【注：周钖瑞编：《在中国失落的机会。谢伟思二次大战中的报告》（Ｊｏｓｅｐｈ Ｗ．Ｅｓｈｅｒｉｃｋ， ｅｄ．， Ｌ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Ⅱ Ｄｅ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第２９２页—３０７页，纽约１９７４年版。】１９４４年９月，赫尔利（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时，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向赫尔利提供国共谈判的背景材料，阐述中共的主张，并欢迎他访问延安。中共希望赫尔利的调处能使中国避免内战。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中旬，当杜鲁门总统派马歇尔（ＧｅｏｒｇｅＣ·Ｍａｒｓｈａｌｌ）来华时，中共又对马歇尔使华表示欢迎。中共驻重庆代表王炳南向美国大使馆官员表示，中国今后的事态发展与美国对华政策关系甚大，“所以共产党亟盼马歇尔将军的莅临和预期的美国地位的澄清”【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辑第１７４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杜鲁门于１２月１５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后，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即于次日赶赴重庆，１８日和２１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题为《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和《欢迎马歇尔特使》的社论。
但事态没有朝着中共善良愿望的方向发展。诚然，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并不希望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它自己更不想卷入其中。但从大战期间到战后，美国一直把蒋介石与中国等同起来，把支持蒋介石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唯其如此，赫尔利调处的结果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国共之间的裂痕，增加了中国爆发内战的危险。唯其如此，马歇尔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源源不断向国民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结果，经过半年调处，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了。１９４８年４月，美国国会通过在１２个月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４亿美元的《援华法》，从而表明，美国政府下定决心要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的寿命。纵然这样做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它也要给中国共产党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尽管美国政府曾经考虑与国民党政权这艘沉船拉开距离，但它终究没有能够从中国内战中脱身。
美国政府一方面“死马当活马医”，支持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寄希望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指望通过他们的“第三条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马歇尔在调处失败、离开中国之际向杜鲁门报告说，只有政府和少数党中的自由主义者承担起领导责任才能挽救形势。两年半后，艾奇逊（ＤｅａｎＡｃｈｅｓｏｎ）在编纂《美中关系白皮书》来为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辩解时仍然对此念念不忘，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注：韩德在其《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ｎｔ：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１９１４）一书中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作了阐述与分析。】。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和２０年代大革命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或支持旧政权的余孽、或支持革命队伍中的反对派篡权的办法先后得逞，那么，这一回美国寄希望于“自由主义者”的图谋是注定失败了。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无论是国民党内或党外的，都弱小、涣散，他们不可能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力；第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已经发展壮大、完全成熟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已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从上述历史事实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三次大的革命高潮都是持反对态度的。革命爆发之前，它希望避免革命的发生；革命起来之后，它继续同情、支持腐败无能、丧尽人心的旧政权，想方设法压制革命的发展，阻碍革命的成功；或者力图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纳入它所希望的轨道。
二
历届美国政府究竟为什么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因素。
美国外交思想中历来有一种美国伟大、美国文明高于其他民族文明的观点。美国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把向外国传播美国文明（包括美国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以美国文明改造别的国家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常常自命为中国的“指导者”，把“教化”中国看作是“白种人的负担”，是美国的“天命”。他们既把中国视为古老的、停滞的、历久不变的国家，又认为在美国人手中中国是有可塑性的。总之，他们要以美国的面貌改造中国。【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辑第２６３页、第４１页。】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美国在中国创办了各类学校，其中教会大学就有１０多所，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要求把退还的庚款溢款用作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据统计，在半个世纪中有３６０００名中国学生在美留过学，抗战期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中，在２００名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教师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注：费正清著、张理京等译：《美国与中国》第２３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从芮恩施到司徒雷登，他们都把自己看作中国政府的指导者，都相信中国可以实行他们所设计的改革。在抗日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一再催促蒋介石实行改革。毫无疑问，罗斯福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也不喜欢国民党的独裁政治。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指导下实行改革，把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移植到中国。杜鲁门政府也是这样。马歇尔在调处中提出的种种方案都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军政分离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为基础的，他幻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参加、自由主义分子起主要作用的政府。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效能低下深感不满，认为“没有一个反对党，这个政府是不可能自己变得纯洁的”。他把中共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反对党，相信尽管中共进入政府后会“制造障碍”，但政府还是可以循着英美式的民主道路前进的，而“共产党作为正式的反对党的存在将迫使国民党实行它急需的改革。这些改革当真实行，国民党将会变得强大得多”【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６年第１０卷第６４４页、第６０３—６０４页；比尔：《马歇尔在中国》（Ｊｏｈｎ Ｒ．Ｂｅａ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５１页，纽约１９７０年版。】。自然，马歇尔设计的方案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方案既不能使国民党满意，也与中共追求的真正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企图把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的一次最重要的尝试只能归于失败。
在半个世纪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既是始终一贯的，内容又有所变化。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美国决策者和驻华外交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十分担心共产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反对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因素。在２０年代大革命期间，美国外交官就密切注视着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介入，注视着苏联影响的消长。到了４０年代后半期、美国政府公然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则，它的对华政策自然也纳入了这一轨道。正是由于这种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美国对４０年代后期的中国革命的反对比以往更为强烈。
第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殖民主义利益的考虑。
到１９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列强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针对其他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割占港口的作法，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旨在克服这种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对美国在华贸易和投资的妨碍，以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来与其他大国竞争。为了奉行这种追求经济扩张的政策，美国自然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市场，反对任何会影响美国经济利益的革命与动荡。辛亥革命初起，美国商人就连连发出抱怨。《华尔街日报》１０月即载文说，革命“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币制改革，中断了贸易，危及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１２月，《美国亚洲协会学报》又写道，革命“使所有贸易和商业活动中止，削弱了工业和农业”【注：《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第１２１页。】这就是说，美国实业家是出于自己的特权利益反对革命的，而他们的这种利益正是美国政府所要保护的。
及至４０年代，这种情况就更突出了。经过二次大战，列强在华势力或者彻底消灭了（如日、德），或者大大削弱了（如英、法），只有美国势力大大增强了，并且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当着二次大战还在进行时，美国工商界就决心抓住与中国结盟的良机，来实现开发中国市场的伟大梦想。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美国一些曾在中国有长期经历的工业家、银行家成立了中美工商协会，它不久即发展为包括涉及６０多个主要工业领域、４００多家美国公司的组织。这个协会力图影响国务院的政策，为美国对华贸易及在华投资的更迅速、更有利的发展奠定一个法律基础。国务院重视他们的意见，为实现他们的意图而尽其所能【注：伊斯雷尔：《１９３１—１９４９年经济领域的中美关系》，戴维兹：《美国外交面面观》（Ｊｅｒｒｙ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３１—１９４９］：Ｐｒｏｆｉｔｓ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ｉｔｙ， ｉｎ Ｊｕｌｅｓ Ｄａｖｉｄｓ， 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Ｅｅｕｒｏｐ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第２６２页，纽约１９７６年版。】。中美两国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谈判，终于在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按照美国的意愿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其他一些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完全向美国开放了。凭借从这些条约取得的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战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增长。１９３６年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为２２．５％，１９４７年为４０．１１％【注：钦本立：《美国经济侵华史》第５６—５７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美国资本向中国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大量渗透，像交通运输（包括水、陆、空）、发电、采矿及制造等重要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美国资本控制。为了保护这许多经济特权，美国政府自然要维护使之享有这些特权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支持与之订立这些条约的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力图保护的上述利益不是基于国与国之间平等的政治关系的正常贸易和投资利益，而是美国根据它与中国并无独立主权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经济特权，或曰殖民利益。对于正常的贸易和投资利益，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是要加以保护的；但对于使中国人民遭受外国殖民者剥削的任何不平等条约，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是肯定要被触及、被废止的。要维护这种利益，美国也就必然站到革命的对立面去。
除了经济利益，美国在华还有其他方面，包括战略方面的利益。从１９世纪末以来，美国和日本都追求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本世纪２０年代初，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大国之间的海军吨位数，确定了大国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的原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而有利于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及至４０年代，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大大增长了。当着反法西斯战争还在进行时，美国政府在设计战后世界秩序时就明确地把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战后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把对华政策确定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并且为此从政治上扶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拔高它的国际地位，从经济、军事上给予援助，从而与国民党政权结成了难解难分的特殊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不仅要把中国保留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且要使在它控制之中的国民党政府成为替美国称霸亚洲的战略利益效劳的主要力量。虽然后来美国政府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没有前途，于１９４８年把远东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日本；即便如此，它也不能轻易放弃国民党政府。美国决策者认为，在对苏联的“冷战”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在日本解除武装之后，在亚洲只有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能够多少“遏制苏联的扩张”，“从中国撤退无异于承认，苏联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顾忌美国的反应”。他们担心，一旦国民党政府垮台，南朝鲜的非共产党人会感到沮丧，日本共产党人会受到鼓舞，西欧对东南亚的控制可能受到威胁，而如果失去这个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欧经济的恢复便会受到影响。【注：费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Ｊｏｈｎ Ｈ．Ｆｅａｖｅｒ．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ａｉｅ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第２５６—２５７页，安阿伯１９８３年版。】总之，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所产生的连锁效应，会使美国对苏“冷战”的“全球战略”的整体利益受到打击，使美国寻求世界霸权的企图遭到挫折。唯其如此，美国在４０年代后期比任何外国在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政，顽固地反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并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的不正常状态。
除了上述两个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影响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诸如大国在中国的竞争与牵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美两国国情的差异使美国决策者不懂得中国，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关于这最后一点，值得在这里再讲几句。
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已经进入一个大变动时期，即革命发展时期。１８４０年以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到２０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强迫中国与之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被割让，港口被霸占，关税主权被侵夺，财政命脉被操纵，路矿利权被掠夺，列强势力范围遍及全国，国家主权支离破碎，民族经济凋敝萧条，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外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要翻身，就必须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统治下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闭塞沉闷的局面，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向往新的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这样，资本主义的入侵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革命因素的增长。
从林则徐那时起，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在思考中国的出路。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尝试。旧式的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中国都遭到失败，中国就要尝试民主革命的办法了。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
但是美国决策者显然不懂得这一点。这与美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无关系。美国虽然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才赢得独立的，早期也经历过与外国的战争和国内战争，但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美国再也没有经受过战争的动荡。１９世纪末同西班牙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的（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个例外）。也就是说，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处于渐变、演进的过程之中。美国决策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国社会也能在渐变和演进中发展，希望通过美国指导下的社会改良来避免社会革命。殊不知，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中国社会也同美国一样，自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
１９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决策者和驻华外交官常常心有余悸地注视着中国事态的发展，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担心会酿成类似义和团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的盲目排外运动。辛亥革命时是这样，２０年代大革命时也是这样。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之后，美国外交官简直是提心吊胆。１９２７年４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在给英国驻美大使的信中谈到“１９００年夏天那样的事件在北京和天津重演的可能性”问题，并同他商讨两国的对策【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１１３—１１５页。】。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ＮｅｌｓｏｎＴ·Ｊｏｈｎｓｏｎ）又感到，“另一场类似义和团暴动的灾难的时机正在酝酿成熟”【注：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１９３３—１９３８）》（Ｄｏｒｏｔｈｅ Ｂｏｒ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ｆ １９３３—１９３８）第１１页，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这些例子足以反映美国决策者和驻华外交官的心态。这就更使他们惧怕中国革命，惟恐防之不及了。
自然，并不是所有美国决策者、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情况都茫然无知。实际上，有些外交官，尤其是低级外交官，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了解中国民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还是有比较客观、比较清醒的认识的。２０年代的情况上面已经提到一些，再如１９２１年春美国驻广州副领事普赖斯（ＥｒｎｅｓｔＰｒｏｃｅ）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曾对广州革命政府加以充分肯定，认为它“获得成功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在这个政府领导人的“群体身上寄托着中国唯一的希望”【注：《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２１年第１卷第３２３页、第３３５页。】。至于４０年代中期，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戴维斯（ＪｏｈｎＤａＶｉｓ）和谢伟思更是在给国务院的大量报告中，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形势的真知灼见，认为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如果战后中国发生内战，共产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辑第５９５—５９６页。】。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得到美国决策者的认同，基本原因就是前面分析的两点。
在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中，确有一些美国友人同情、帮助过中国革命，但他们不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